7月17日下午，辽宁丹东市7号坝门附近，一名中年男子溺水身亡。市民爆料，在打捞遗体的过程中，江边的部分打捞者讹诈男子家属称：“钱不给足，就不下水捞人。”据称，大家都称这些收钱救人者为水鬼，且这一行有规矩，即只要下水打捞，不管有没有结果，都要收钱。（据《辽沈晚报》7月19日报道）
近年来，这类水鬼闹心的新闻并不少见，虽然令人鄙视、愤慨，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愤慨和批判是廉价而无用的，不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进行改革，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和义愤的层面，只怕“水鬼”们挟尸要价的事件今后难以绝迹。
以打捞溺水者牟利的特殊打捞队，有自己理直气壮的理由。打捞工作并不是他们的义务，他们动用自备的船只和设备，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没有强迫死者家属意愿的前提下，收取劳动报酬是合理、合法的行为。这样的主张确实有其自圆其说的逻辑，不是义务的工作，还要动用设备、耗费时间和劳力，而且干的还是大多数人视为特别“晦气”的活儿，旁观者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不该收钱，确实有强人所难之处。
出力拿钱，这个道理好理解。然而，打捞溺水身亡者是事关逝者尊严的特殊行为，以此来牟利甚至索要天价费用的作为，不仅严重伤害到死者家属的感情，也极大地伤害了公众的群体感受。当死者还浸泡在冰冷的水中，当死者家属还沉浸在早一刻看到死者遗体的痛苦中，打捞队冷酷地和死者家属“谈交易”，甚至以拒绝打捞的威胁来漫天要价，这是对道德伦理底线的践踏，是对生命的蔑视和侮辱，是对唯利是图最极致的演绎。
在这类事情上，我们的社会舆论是极其纠结的，既愤愤不平于“挟尸要价”的冷漠，却又没有充足的理由拒绝打捞队拿钱。解决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应该将打捞溺水身亡者的行为纳入公共事务的范畴，定义为是超越了个人利益交换的行为，而非限定在打捞者和死者家属之间的私人行为。把打捞工作交由没有承担此项义务的私人打捞队来承担，即所谓的 “所托非人”，难免会落入情绪难平的两难境地。
笔者认为，公共性的难题，作为社会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政府应该出头。杜绝“挟尸要价”事件再次出现，应该把打捞尸体的工作交由政府相关部门来处理。公安、消防等部门可以配备相应的打捞装备，发生事故后，让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打捞，让死者及其亲属免受侮辱和煎熬。
即使无法组织专业队伍，也应该由公安等部门来采取应急打捞措施，或者与打捞队直接洽谈、处理，既可以避免死者家属的感情遭受“二次伤害”，又可以适度遏制打捞队漫天要价。处理好善后事宜之后，其相关费用可以视具体情况，或者由政府“买单”，或者由死者家庭承担。接手这项原先不曾有的棘手任务，相关部门难免要费力出钱，而在公众个人情感和资金上难以应付的困境下，在行政和法律强制力约束不到打捞队的现实下，这也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