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松绘
最近，身边一位朋友正在为孩子上小学犯愁。这位朋友在一家民营企业上班，每月收入5000多元。他说，如果要上好一点的小学，至少手中得准备6万元，但上一般的学校，又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想到以后还面临小升初等问题，这位朋友说，为了孩子，买车的事就再推一推吧。
上学、住房、养老、医疗等现实问题，让中国扩消费之路显得任重道远。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逐年增长，但边际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由此可见，个人的消费支出并非一定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同比增长，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还会出现减少的情况——这正是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的现状。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似乎说明问题的关键，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据最新统计，我国基尼系数（综合测定居民收入分配的指标）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接近0.5。如何缩减贫富差距并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是关键所在。举个例子：10000元/月的工资两个人分。如果一个人分1000元，一个人分9000元，那么分1000元的人消费能力不足；分9000元的人边际消费倾向则是递减的。如果每人都分5000元，那么这两人总的消费量通常会比前种分法大。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谈到扩消费，都会强调要增加居民收入，要让大家有能力去消费。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仔细分析，收入提高了就真的能让大家放心消费吗？近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不同步的事实已对此进行了回答，单靠收入似乎并不能使扩消费取得明显成效。
首先，我们的收入能否稳定增长？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收入水平，同时更取决于收入性质。消费者很大程度上都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收入不稳定的个人通常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反之亦然。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推进积极的就业政策，在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之间，应把扩大就业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
比如，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近段时期，以纺织、服装、玩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发展困境，各地应对态度和措施更是不尽相同。我们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于是有人就产生疑问——产业升级是不是就不要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后果只能是大量工人失业，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在当前国外需求严重不足、长期依赖高投资又不可持续的状况之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必须寄希望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这就需要在我们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经济政策中，坚持就业优先；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劳动用工机制、工资决定机制，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
其次，人们的收入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甚大。这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尤其要促进教育公平。这其中，如何防止优质教育资源的取得，从拼考分变成拼关系、拼后门？如何防止优秀的教育资源演变为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这都需要深化改革，在实践中破解难题。
此外，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费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会有一部分用来养老；随时面临的失业也会使得一些人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银行来规避风险。我国广阔的农村市场蕴藏着巨大消费潜力，除了“多予”、“少取”的政策支持，更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解决他们上学、就医、养老等实际困难，真正给他们吃上“定心丸”。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如何把就业优先落在实处？如何真正促进教育公平？这些问题都是扩消费的关键，也是扩消费的“短板”所在。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