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地方债务陆续进入偿债高峰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是否处于可控范围、会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海外机构对此亦“忧心忡忡”，大谈风险，认为中国地方债严重透支，不可持续。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地方债务水平总体并不算高，风险总体上可控，但需小心应对清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4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债务水平总体并不算高，风险总体可控，但是政府债务是关系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还债过分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地方债务风险监控不可掉以轻心。
审计署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虽说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了103740亿（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万亿元，地方本级收入5.24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首超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几乎达到了全部地方债务的一半，但是除开财政支出，每年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有限。再者，有的地方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弊端显而易见：助推高价高企，增加征地、拆迁矛盾，造成国有资产缩水甚至流失。
尽管国家发改委明确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可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为保障房建设筹措资金。但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政府财力透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据去年11月12日《经济观察报》报道，在广东省省情研究中心调查涉及的20个乡镇中，政府欠债总额就超过10亿元，其中债务最多的镇达25949万元，最少的镇也有486万元，平均每个镇负债5430万元。不考虑利息因素，个别乡镇不吃不喝还债需要400年。报告认为“乡镇债务已超过实际偿还能力”。
乡镇债务超过实际偿还能力，如果不对地方举债行为进行规范、遏制，将会对地方政府信用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的话说，“一些乡镇财政实际上是一种‘破产’财政”。如果换在国外，有的乡镇政府该破产了。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热衷举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不断提高，由于财政资金有限，客观上推动了政府的举债需求；二是一些干部为了快出政绩、多出政绩，急功近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顾现实条件，大肆举债，大拆大建，甚至拆迁新建小区、新修大桥打造政绩工程，造成政绩包袱。
有报道指出，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等政绩工程，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毁损绿地、良田建高尔夫球场的报道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的招牌下，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欠债不还，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为了还债，有的地方没有钱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钱改善民生，还想方设法在公共服务中偷工减料，拖欠职工工资，乱收费、乱摊派。
但是由过度负债支撑起来的政绩工程为某些官员带来了政绩资本，甚至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在错误政绩观的主导下，一些官员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政绩效果，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工作实效，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由是观之，相关专家强调地方债务风险可控，固然可以稳定人心，减少决策者、投资者、民众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但是有可能给某些热衷举债的官员发出错误信号。
在我看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把地方政府融资举债纳入法制轨道，很有必要。既要对地方政府举债比例、数额进行科学界定，又要提高法律制度执行力，治理地方过度负债。防止地方政府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更重要的是，要前移监管关口，给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套上法律“紧箍咒”，让官员不敢随意负债铺摊子、上项目，从而守住政府“欠债还钱”的底线。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