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系统专门之学问。梁启超认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崛起的动力、一个国家发展的后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的活力。学术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自己固有的品性,离开了这些品性就难以称之为学术。
先进性。之所以认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主要在于学术总能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的潮流。学术为何能担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重任呢?关键在于学术具有先进性。先进的学术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深刻体认。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引领社会的发展。
批判性。为何学术具有先进性?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学术具有批判性,并在批判中实现创新。批判是学术的生命,是追求真理、创造新知的必需环节,是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学术领域的体现。没有学术批判就没有学术创新和学术进步,学术批判是学术自由的重要内涵。要批判就要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陈寅恪认为学术研究最需要“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通过学术批判,学术观点冲突碰撞,学术思想相激相荡,进而推动了学术的创新和进步。因此,在恪守国家法律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无论是学术观点间的相互批判,还是对社会问题的批判,都是知识分子在履行自己的学术职责。
规范性。学术重批判、重创新、重自由,喜开风气之先,但又不能随心所欲、无所遵循。学术规范作为贯穿学术活动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基本准则,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底线。就像统一的技术规范是自然科学基本的交流语言一样,严谨的学术规范是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观点的可交流性、方法的可借鉴性、成果的可传承性的基础。严谨的学术规范不但能不断提升学术成果的质量,而且客观上约束了学术不端行为。近年来,一些广受关注的学术不端行为引发了人们对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自由等的深入思考。可以说,不讲学术道德、违反学术规范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对学术最大的伤害和讽刺。
实用性。真正的学术不能只在象牙塔和书斋中,而要进入现实生活。梁启超在《学与术》中曾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梁漱溟自谦“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他致力于乡村建设即为明证。学术非玄学,实用性是学术的追求,这一点对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实践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尤为重要。以法学为例,它研究社会实践活动和经济社会问题,直接调整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存在和发展。所以,完全脱离社会实际而无任何实用价值的学术,是难以繁荣发展的。
精神性。纵观中国学术史,学术总是体现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君子之道、家国梦想、经世济国理想等有机结合在一起。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内圣外王,至清末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精神,都可认为是知识分子经世济国理想的学术表达。一个伟大民族的学术精神,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独立自主的,也是兼收并蓄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要学术精神不倒,位卑未敢忘忧国,就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可以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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