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央视主持芮成钢称，姚明作为NBA运动员每年收入四五千万人民币，而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年收入不足20万，大家同样辛苦、工作，最后反差如此大。姚明回应称，这种比较不太对，这是两个体制，两种分配方式的问题。
拿姚明的收入，与市委书记相比较，如此另类怪诞的对比，显然不仅如姚明回应的“不太对”，更应该说是“太不对”。一个是商业逻辑下的市场交易体制，一个是行政逻辑下的公共服务体制，一个是经济逻辑下的明星体制，一个是公仆逻辑下的公仆体制，两者所遵循的基本逻辑、背景均截然不同，怎么可能同日而语？“方枘”与“圆凿”，岂能轻言“同样辛苦”？
诚然，官员领导确实也有“辛苦”，尤其当其兢兢业业履行公仆职责、为人民服务时，更是如此。但是，一方面，这种“辛苦”与市场明星的“辛苦”，并非一种刻度、标准下的“同样辛苦”，前者是努力践行政治价值的辛苦，后者则是全力追求商业价值的辛苦。这种“辛苦”的具体评价、衡量方式，也完全并不“同样”，后者可以用“金钱”、“收入”来评价衡量，前者则不太能甚至完全不可以如此，而主要只能是通过潜在无形的“政声”、“民意”来评价衡量，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
官员也是人，也有满足正常生活的经济需求，公务员也是一份职业，理应有恰当的职业报酬，但是如果要为这种正常和恰当的经济需求、职业报酬，寻找比较对象、参照物，高收入的特殊“明星”显然并非合适对象，而合适的对象恐怕只有这么两种：一是其所服务的广大人民、普通劳动者；二是其他国家的同行。
无论是与上述哪种对象比较，20万的市委书记年收入，都并不算微薄、更谈不上寒酸。如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扬州为247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扬州为11220元)。20万元分别当地城乡居民收入的8倍和近20倍。再看国外同行，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应得年薪(实际未拿)为17.4万美元，美国总统奥巴马年工资40万美元，将之与2009年美国43460美元的年人均收入相比，不过分别是4倍和不到10倍。这意味着，我们的官员收入与美国同行之间，相对各自国内民众，其实毫不逊色。除工资收入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收入，比如财政直接养老、三公消费等。
讲待遇、谈报酬时，竭力追求高标准，热衷“与国际接轨”甚至“向华尔街看齐”，但比贡献、论业绩时，却有意无意选择低标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忽视淡忘人民公仆所肩负的特殊职责使命。这显然并非极个别现象，而是一些官员常有的心态，甚至也是导致其走上贪腐之路的重要心理背景。如著名贪官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便曾倾诉过这样的不平衡心理：“自己曾为党为国辛苦数十年成绩斐然，却仍然收入一般”，而那些商人却“陡然成为家产千万、逾亿的富翁”。所以，即使一次性上百万地收取商人贿赂，曾锦春也会“心安理得”。
现在，不仅官员自身，甚至这名央视主持也“心安理得”地为官员领导收入不如姚明而抱屈，这种习焉不察脱口而出的主持心态，显然难以让人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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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