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表示，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3月11日 中国经济网)
就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提到的“百姓养不起这么多官”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老问题。此前曝出来的四川4个贫困县“领导超编50%，共有44位政府县长”这样的例子，是一个并不算典型的典型。就国内官员数量庞大、公众不堪重负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同样有过精确和深刻描述：“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也曾于2005年撰文表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看来，从根本上减少官员数量已是一个符合公众意愿，也迫切应实施的改革方略。
说到减轻公众负担，不能不提到近几年同样被公众热议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及要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样提到，要“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将直接触及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而民众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也必然涉及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与调整，企业所得税、增殖税等方方面面的税务政策调整，最终实现让利于民、减轻公众负担的目的。
结构性减税政策获得了广大公众支持，如果对官员数量也实施“结构性减官”，也一定会获得公众喝彩。政府机构笼大、官员数量太多，本质上和“税负”一样会吞噬发展成果，造成严重的行政成本浪费费，“结构性减官”和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减税”实际上又是一个相辅相成、有内在联系的关系。
具体而言，首先要从政府机构设置上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诸如深圳探索和试点的“大部制改革”，就有推动推广必要。其次，革新公务人员淘汰机制，真正打破“金饭碗”。至少要从根本上改观公务员队伍多年来“只进不出”的不良现状，实现公务员队伍的良性循环。经济工作领域的“结构性减税”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篇关系经济财税改革的“大文章”，而如何实现“官员(机构)数量减少”，应学学“结构性减税”的做法。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