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实体产业“空心化”是一个热点话题，减税也是一个热点话题，通过给实体产业减税，以避免被进一步“空心化”，则是派生出来的另一个热点话题。
简单地看，给实体产业减税，确实能够起到减轻实体产业负担、增强实体产业发展后劲、调动社会资本发展实体产业热情的作用。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单纯依靠减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体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因为，实体产业税负偏重，原因不只在“量”，更在“质”，在于目前的税制不利于实体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社会资本向实体产业转移，不利于调动实体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众所周知，在税负问题上，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公众之间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政府职能部门认为，按照国际通用的计算方法，中国税收总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并不算高，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但是，按照企业提供的数据以及公众的感受，税负却远重于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的数据。
差异在哪？就在于税制的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即在以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下，实体产业和普通百姓承担的税收负担明显偏重，而虚拟经济、高收入阶层、个人不动产承担的税负明显偏低，甚至压根没有承担税负。以房产为例，不管一个家庭有多少套房、也不管一个人手中掌握多少房产，除购买和转让时需要缴纳少量税收之外，其他的增值收入都归房产所有人个人所有。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多人能够通过炒房和购置房产很快致富的根本原因。
相反，如果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对拥有多套房产的人征收物业税，并在转让时根据增值情况征收增值税、房产转让税等，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再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发达国家不仅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主要来自于高收入阶层。但是，我国却主要来自于普通工薪阶层，比重高达75%以上。
正是由于税制结构不合理，纳税主体没有覆盖到那些真正需要缴税的单位和个人身上，不仅使税收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更让社会财富的分配起来越不合理。
笔者并不反对给企业减税，这也是目前帮助企业摆脱困境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是，如果只减税，而不改革税制，减税的作用也很难得到充分发挥。因为，大量应当纳入征税范围、应当成为税收主体的收入和资产，仍然游离于税收之外，游离于社会财富分配之外，社会资本就不可能真正转向实体产业，实体产业的税负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减轻。一方面，社会资本仍会想方设法地去从事投机交易，而不是投资活动；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运行，社会事业、公共设施需要投入，财政收入不会因为实体产业负担过重而停止增长。如此，即便能够通过减税能够暂时减轻一下实体产业的税收负担，紧接着，政府的需要会把更重的税收负担加到实体产业身上，形成恶性循环。
也正因为如此，要防止实体产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现“空心化”，必须“两手抓“，一手抓眼前，即通过减税，帮助实体企业度过眼前的困难；一手抓长远，即通过税制改革，解决税负不公、分配不合理的总量。
减税，当然不能“一刀切”，减税的重点，应放在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身上，这是就业、居民收入提高、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特别是那些创办时间不长、运行还十分困难的小、微企业，更需要减税的阳光雨露，需要政府实实在在地拉一把。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减税，还必须与减费、减压同步运行。因为，对很多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来说，税收之外的负担往往超过了税收，这方面，一点也不能含糊。至于其他实体产业，则可以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原则上，应当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转型，有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加快税制改革步伐，迅速启动税改。税制改革应突出四个方面的重点。一是要有利于消除投机，铲除暴利产生的土壤。比较有效的办法是，研究出台房产税、物业税、资本利得税等约束性很强的税收政策，以控制投机和暴利，打消社会资本转向暴利行业的内在动力；二是要有利于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让高收入者不再游离于税收调节之外。显然，全面改革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等是最有效的手段。其中，个人所得税应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并剑指所有收入，而不仅仅是工薪阶层；三是改革营业税制度，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营业税大多属于重复征税范畴，理应取消和改革。而增值税也应当由生产型改成消费型，以增强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加快技术改革的信心和动力；四是开征暴利税，化解民众的心理对抗。在垄断不能在短时间内打破的情况下，对包括垄断企业在内的暴利行业，征收暴利税，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征收暴利税，难度并不大，凡是行业平均利润率超过全社会平均利润率一定水平的，就都必须缴纳暴利税。税率可根据行业不同，采取不同的标准。
总之，减税是必须的，但加快税制改革，是更加必须的，也是紧迫的。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