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爱调研网，对2908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92.4%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92.3%的人支持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个老话题了。之所以搞起这么一个调查，是因为有京版《廉政准则》之称的《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暂行规定》已于今年10月正式颁布施行，北京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时，应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住房、投资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有关事项。
这个京版的《廉政准则》已经实施一月有余，不知道效果如何？其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让全国人民看看首都北京是怎样公开官员财产的。这是一种绝佳的示范效应。全国学北京，向北京看齐，这种新风尚必然会让关乎国家存亡的廉政建设再上新台阶，甚至出现新革命，全国人民都会皆大欢喜。
官员财产公开的意义人人心知肚明。做官前或者升职前，一个官员的财产几何；做官后或者升职后，这个官员的财产又有几何，无疑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这也是官德的重要体现之一。如果财产增长或者减少合情合理，就表明这个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是干净的，人民虽然不至于矫情地要感谢他，但是绝不会对他“另眼相待”，把他扔到路边冷落他。公务员嘛，你为人民服务了，人民用纳税养活了你，仅此而已。
话好说，理好讲，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官员在我们这里有个称号叫“官老爷”，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手里的权力常常具有生杀之重。历史上，做官就是来世一遭的终极目的，不光荣华富贵，还要光宗耀祖。这种历史惯性巨大，以至于“解放”六十多年了，“反封建”也快一百年了，到如今还有许多人忙忙碌碌就为做官而来。
然而，时代在变，飞速地变。比如，政治文明已经写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之中。这一点，我们是发扬了“拿来主义”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全盘照搬肯定不对，但是汲取其先进的、文明的、向上的经验和做法却是理智和科学之举。不用说，官员财产公开就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亮点，我们拿过来学习、改进再建设，完全是对的。
似乎这个“舶来品”到了我们这里水土不服。据报道，作为官员财产公开的重要步骤之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虽然在1987年就已经有人提出来，1994年又被列入立法规划，之后国家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新疆阿勒泰、江西黎川等地也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的实践，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仍未出台，没有实质性进展。
阻力在哪里？据称，当前反对尽快立法的观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金融实名制等配套制度不够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可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应该先建立配套制度；第二，官员财产申报制可能侵犯官员的隐私权。可是，在社会学家孙立平看来，配套制度只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久拖不决的一种借口，因为公开和舆论监督才是确保申报名副其实的基本保证。至于隐私问题，在公务人员的隐私权受到限制是世界惯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在许多国家，财产申报是官员因其公职带来的法定义务，不但不会侵犯隐私权，反而应该主动、真实、及时地申报、公开。
所以，正应了那句古话“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官员财产公开，已经成为民心向背的一个“瓶颈”。不能再让官员的整体利益成为铁板一块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内监督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了，必须引入公众力量和社会力量，用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大大提高对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唯如此，多年来的反腐倡廉才会实至而名归。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