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0月30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瞭望》报道，日前，记者在多地检察院采访了解到，目前在贿赂案件的侦查中，为取得受贿证据，形成证据链条，检方有时不得不对一些行贿人放弃追查，将办案重点放在查处受贿上。这就导致，对行贿处理偏轻，致被定罪者寥寥无几。
当前，司法领域对行贿处理偏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一种状况，或许对顺利惩治受贿者有些好处，但是，对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却非常有害，对于预防犯罪也有巨大负面作用，对于不良社会风气更是在推波助澜。换言之，对行贿处理偏轻，是以损伤正义、贻害无穷为代价的，实不足取。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假如对行贿处理不偏轻，是不是一定会影响顺利惩治受贿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知道，在司法实践上，司法机关先从芸芸众生中找出行贿者，然后再根据行贿者的招供挖出受贿者，这样的案例凤毛麟角。事实上，大量的案例正好是倒过来的——先是发现某个官员拥有和身份不成比例的巨额财富之类，然后对其双规或司法审理，再根据这个官员巨额财产的可能来源，或者从该官员用权指向领域等方面，找出行贿嫌疑人，由其对该官员受贿进行指证。
上面这幅“线路图”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对行贿处理偏轻”只不过是最终的指证需要而已。那么，司法机关为何非要取得这类指证呢？这一问题恰恰就是症结所在——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的罪责偏轻，受贿罪的刑罚则相对较重。如果法律的规定作出改变，让交代不出巨额财产来历的官员，所受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的惩罚比受贿罪等其他罪更重，那么，官员想必就会“想得起”谁向他行贿了。那时候，司法机关就不会再依赖行贿者来指证受贿者，相反，该由受贿者来指证行贿者以获得立功机会了。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认为与那些收受贿赂的贪官相比，行贿者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是“弱者”。其实，行贿者真的弱势吗？他们当中，大量的人本身就是受贿者，行贿的目的不一而足，总之不会做“亏本”买卖。更有许多公款行贿者、单位行贿者，拿着民脂民膏、打着公家旗号，如此行贿还不是慷民众之慨？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行贿者，何来受贿人？每个受贿人背后，都至少有一个，多则可能有数十个、上百个行贿者。
新闻中，一位落马官员说：“我收了17万元，被判了11年6个月，有的老板就算行贿100万元，也一点事都没有，这样公平吗？”人人都知道这不公平，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继续保持对行贿处理偏轻呢？适时修改可能影响办案、量刑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最高刑期10年”之类的条文，已经是时代的必要之举。
当然，以上所述修改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刑期只是一个方面，要防范、惩治受贿者，还需要对官员收入、家产的监督方面有所着力，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并在侦查、审讯的手段方面加以改进提高。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如果对付受贿者过于倚重“对行贿处理偏轻”，那必定是弊病丛生的——太多的行贿者并不值得可怜，让他们行贿之后再来进行所谓的“立功”，倒不如从一开始就震慑他们不能行贿。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