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知名影视投资人、广东巨星影业公司总裁邓建国被广州法院拘留。邓建国欠债不还，以资产不足为名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据悉，邓建国被拘留时乘坐的是头等舱，且身上带有两张最近刷卡消费逾万元的小票，违反了最高法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规定。（10月17日《京华时报》）
所有的“老赖”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故意隐瞒和转移财产，刻意逃避债务，使已经生效的判决文书基本等同于一张废纸。比如这名知名投资人邓建国，法院受理案件后对其和公司名下的财产进行查询发现，其在各个银行的存款仅有18667.56元，而巨星影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早被变更为邓凯。转移财产后的邓建国依然大大方方地进行投资和高消费。
针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日颁布施行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对被执行人乘坐交通工具，进入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作出了限制。而一些地方法院还将限制的领域延伸到了其它相关领域。比如，珠海法院除了限制“老赖”高消费外，法院还通过建立“老赖”黑名单，限制“老赖”贷款、经营等措施，加大惩戒力度。
然而，来自法律对“老赖”高消费行为的威慑，也可能使一些“老赖”们的高消费行为变得更低调、更隐蔽。同时，也给执行监管带来了困难，增加法院的执行成本。其实，“老赖”横行并不是偶然的，缘于社会公共管理中部分免疫功能的缺失，使得不诚信的行为获取远比遵守诚信更大利益，让不诚信由个体蔓延开来，酿成了执行难的困局。
“老赖”敢赖，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息不对称，法院和债权人无法准确知悉债务人的财务状况，无法在渠道内有效监控“老赖”财产转移的状况；另一方面是过低的违法成本，既无法使得恶意转移财产受到应该有处罚，又无法对其社会活动作出有效限制，使其投机钻营行为难受约束。
打击“老赖”不能让法院“一个人战斗”，治本之策应是建立健全社会诚信评估体系。依托法院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建立“老赖黑名单”，并与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对其行为的信用等级予以严格限制，比如入黑名单的，不能刷卡消费、不能经商办企业、不能出国等等，构建起一个诚信的监控网络，让失信者在工作与生活中感到处处受限，增大违信的边际成本，从根源上铲除掉“老赖”们滋生的土壤。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