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团圆的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一群年轻人对循规蹈矩的枯燥生活不堪忍受，为了追求激情与刺激，他们放弃了学业，并声称“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于是，在旧金山的车站，在纽约的街头，在杳无人烟的公路上，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他们搭便车，一路上最大限度地分泌自己的荷尔蒙：吸毒，饮酒，玩女人，盗窃，夸夸其谈，几乎无所不为。
这是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里描述的情景。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这种“在路上”，它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然而，还有一种中国式的“在路上”更为我们所熟知，我们称它为“春运”，所谓“春运”，不是指春游，更不是指“春奥”，它与春天无关，但与寒冬有染，它比奥运宏大，但比运动庸俗。春运，它没有凯鲁亚克描述的刺激，没有酗酒，没有嫖娼，没有追求海阔天空生活那样的闲适，当然也没有出行的快感。它有的只是泡面的味道，乳臭未干的孩子的哭声；它有的只是拥挤的人流，咆哮的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当然，还有摩托车，还有倔强的双腿，以及“一票难求”的叹息。
回家过年，中国大地正值寒冬，极寒的东北，阴冷的南方，异乡的人们都开始上路了。绿皮的，红皮的，和谐的；地上的，水上的，天上的，都开始蠢蠢欲动。农民工，大学生，公务员；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陕西的陈焕生，浙江的祥林嫂，江西的犀利哥；河北的李刚，重庆的罗玉凤，湖北的苏紫紫，他们蜂拥而至，纷至沓来。无论你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无论你是啃老族还是蚁族，无论你有着权力的肉身，还是潜规则的牺牲品，无论你有没有购物卡，过节费，年终奖，年底双薪，因为过年，我们都想回家。
回家过年，你得尽早做好准备，坐火车的，你得提前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如果是早晨去，最好多穿几件衣服，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如果你有幸买到了票，不要高兴的太早，买票的人多，坐车的人也不少，如果你的车票是无座，最好得学会站着睡觉。在回家的路上，周围的人由同学，同事，朋友变成了陌生人，票贩子，骗子，小偷，抢劫犯，你需要多一个心眼。回家过年，不要求之过急。
回家过年，在他乡的苦难都成了浮云。和父母聊天，包饺子，吃年糕；堆雪人，走亲戚；相亲，拜年，看看春晚，感受一下《新闻联播》传授的幸福。工作的你，不再为早餐是面包还是牛奶而左右为难，不再为微薄的工资而唉声叹气；单身的你，不再为缘分迟迟未降临而黯然神伤，不再为房价上涨而忧心忡忡；公民的你，不再为“我爸爸是李刚”而痛心疾首，不再对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冷嘲热讽。回家了，大事也就变小事了；回家了，不再关心房租，不在乎跳槽，不看《非诚勿扰》；回家了，不在乎国足射与不射，不关心股票是涨还是跌；回家了，你只有一个爸爸，他的名字不叫李刚。回家了，惟愿：神马都是浮云。
离开家，我们还得上路，但却不是“在路上”。“在路上”和在春运的路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在路上”是追求一种精神，我们“在路上”，却是在发泄一种无奈，追求一种庸俗且没有结果的所谓的幸福。你们这群“在路上”的年轻人，因此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一度作为教育的反面典型，然而，作为宏大叙事的“在路上”却是人生的永恒主题，生活的尘埃落定，无论是乡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还是城市的朝九晚五，都依赖于在路上冥思之后的抉择。在城市里，在公路上，你们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梦想与自由，既像是漂泊，又像在追求一种激情、自由的生活。同样是“在路上”，你们走的是道路，我们走的却是公路，铁路，然而，生活的海阔天空与丰富多彩，绝不是几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就能促成的，我们需要公路，更需要道路，尤其需要更多的人生之路。你们的道路两旁，到处都是“麦田守望者”，我们的公路两旁，到处都是栏杆，警察。过去，他们说，你们是垮掉的一代，但是历史证明，你们并未垮掉，现在，他们说我们是崛起的一代，但是现实显示，我们并未崛起。
我们走的很远，但是只能暂住他乡，所以，回家了，我们的心却还在天涯。过完年，我们又要上路，但是，我们并不惧怕，因为我们有家人，有朋友，有善良的公民——当然，我们也有国家。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