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如 文/图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称：“深大现在有十个校领导，我呼吁砍掉一半。而且我呼吁全国的大学都这样做。”（10月21日《成都商报》）
咱们这儿的官场富有地域特色早已人所共知，譬如这官多的现象，就几乎无处不现。一个局有十个八个正副局长，一个县、一个市有十来个甚至二十个正副县长、市长，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似乎不这么设置，就不够“人性化”：彼此都是来走仕途的，哥们儿互相多照应点儿，让大家都能尽快地爬上高点儿的台阶，这才是皆大欢喜呀。
因为官场的强大示范作用，别的领域便也十分自然地向其靠拢，都来仿照这般既等级森严又人头济济的设置。仿而效之的结果，不但企业的各级管理岗位官僚化了，学界也是如此，甚至连庙里的和尚也有“厅级方丈”、“局级住持”一类的尊卑之分。于是，每所大学封他十个甚至更多个校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正常事了。
但是，我们竖看历史，中国过去的大学，几乎都从来没有设置过这么庞大的校长阵容，恐怕也不能说那时的大学办得不像大学；再横比全球，也没听说哈佛还是牛津都各有一二十名校长，却并未影响它们成为世界级名校。以此来看，章必功校长关于全国大学都砍掉一半校长的呼吁，就不但是独具慧眼的明智见识，也是真正关心国家前途的爱国爱民之举。有道是：校长超过一个班，县长将近一个排；官如牛毛数不尽，难免扯皮酿成灾。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