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揭榜时，各地高考“状元”、“高分考生”们纷纷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季最受瞩目的“明星”。然而，此前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中，没发现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6月28日 《解放日报》）
不可否认，过度热捧确实有可能带来部分高考状元的“自我膨胀”，但媒体对某几个人的热炒毕竟只是一时的，最多也不过就一两周的时间，过了一定的时效，只怕很少有媒体还会去关注那些已经过气的所谓“高考状元”。在此意义上，媒体的热炒对高考状元们的心理的负面影响也只是暂时的，一般不会产生终身性的影响——只要具有正常的理性，一时的“自我膨胀”过后，当事人大多会恢复到正常的心态。因此，把高考状元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归因于媒体的炒作，是不太合适的。
为什么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中，没发现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呢？在我看来，无他，只是因为他们过于适应目前中国这种高考导向的教育体制罢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高考状元，主要是他们的心性、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比较适合当前的教育体制；而他们之所以不能在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成为顶尖人才，恰恰也是因为他们的心性、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过于适应当前的教育体制，而且已经变得相对僵化了，故无法胜任各行各业那些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工作，而创造性却正是顶尖人才最核心的品质。换言之，对于那些本来具备创造性潜质的个体而言，当前的高考体制在给他们戴上状元的光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逆地扼杀和剥夺了他们的创造性，造就了他们的平庸。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往往奖励某些行为倾向，同时又惩罚另一些行为倾向——在将某类人群定义为选民，为他们准备了天堂的同时，也将某类人群定义为罪人，为他们准备了地狱。当然，在这里，天堂和地狱是相对的，而且只是就其象征的意义而言，社会——尤其是需要创造性的行业——选择人才还有不同于高考制度的其他向度。也就是说，制度与个体存在一个相互选择和单向适应（不是相互适应，而是单向适应，即个体是否适应或愿意适应体制将决定体制对他或她的奖惩，因为体制往往是刚性的）的问题。任何行业的顶尖人才，其实也就是应对该行业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能力最强的人，这种人的思维和行为往往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即思维和行为的不确定性很强，一般不会受制于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而创造性人才的这种思维和行为品质，恰恰正是我们当前的高考体制所惩罚和排斥的——因为，我们的考试往往只信仰由权威指定的唯一的所谓“正确答案”，也只奖励那些迷信权威和信仰或愿意信仰这个唯一“正确答案”的人。能否适应这种体制或适应的程度有多深，将决定他或她在体制中的位置。为了在这一体制中占据一个优势位置，或曰为了适应这一利益分配机制，考试得高分是一个基础性的必要条件，对于那么社会资本不丰富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而培养学生对纸上虚拟的试题的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则是考试得高分的最安全的办法，可培养学生对活生生的现实有意识的研究探索精神却对于考试得高分很难说有多大的帮助，自然也就被搁置于一边；然而，后者却正是顶尖人才的必备素质。
异史氏曰，“状元及第真可夸，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制度多桎梏，小时了了大不佳”。但愿这份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的调查报告所显示的内容对迷恋状元的国人和制度的设计者们能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这类人才的多少及其成就的事业将决定一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国际地位。是改革目前的教育体制以培育创造性人才生长的土壤，还是固守目前的教育体制以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将是任何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不能不正视并做出明智选择的问题。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