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邢傲伟、唐功红、刘春红、杜丽等9名山东籍奥运冠军集体晋升副处级领导职位。6月4日，九人结束了在济南举行的“岗前培训”，即将走马上任。（6月6日 新华网）
尽管奥运冠军赛后转岗从政在全国并不鲜见，但山东省体育局一次性统一提拔安排全部9名奥运冠军的做法尚属首次，极为引人注目，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也正是如此，尽管“根据组织程序，他们已经全部经过了任前公示”，但是，社会的争议声并没有消除。
我们该如何面对奥运冠军的“处级化”现象？又该如何平息社会的争议，或者说给公众一个回答？这些都是摆在社会面前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争议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奥运冠军享受免试上大学的“超国民待遇”时，公众的争议就随之出现。只是，我们的冠军越来越多，对冠军的奖励越来越多样化，但是，对冠军“超国民待遇”的争议也日益增加，也就是说，公众的怀疑和争议情绪从来没有被正视过，也没有被消除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由此网友评价说，山东9名奥运冠军晋升副处级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那么，何谓“中国式思维”呢？在笔者看来，含义至少有二，一是奥运冠军的奖励模式是不是除了金钱就是官位？二是社会该如何面对奥运冠军“官员化”现象？
山东9名奥运冠军晋升副处级，可以说，是赢家通吃思维的产物，也是“中国式思维”的极端表现形式。也正是在这点上，公众的诟病颇多。我们看多了众多体育冠军“赢者通吃”的情形：荣誉、学位、金钱甚至是政治资本。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对“赢者通吃”进行反思。“赢者通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然法则，是“胜者王、败者寇”的表现，把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有限的社会资源送给了强者，而忽视了弱者。这种“赢者通吃”的法则是一种不正义的游戏规则，容易让弱者产生被边缘化的不安全感。
山东9名奥运冠军晋升副处级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在笔者看来，与奥运冠军“官员化”背后的“赢者通吃”逻辑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公众的质疑表明，奥运冠军“官员化”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正如学者徐友渔先生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是赢者占优的社会，但不应是赢者通吃的社会。
道理很简单，个体的任何优势都不能任意无限制地放大，更不能放大到社会的层面。官员、明星、企业家、学者等各类个体可以得到任何属于自身的好处，但是社会不能因为他们拥有某个方面的优势，就把另外的好处也给他们，否则，就是不正义。
如果在社会当中，某个群体处在一种过度的强势状态之中，那么，社会对其制约力便会减弱。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便会不可避免地膨胀起来，这是山东9名奥运冠军晋升副处级产生争议的原因所在，因为赢者可以在社会中“占优”而不能“通吃”，否则，便是对自身利益的扩张和对他人利益的侵蚀。
面对奥运冠军“官员化”现象，应明确，我们需要一个赢者“占优”的社会。由于个体先天禀赋、能力等方面的差别，可以在社会的某些竞争方面胜出，获得某些方面的优势，这是社会提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并且“占优”而非“通吃”是达到利益平衡的最好选择。
笔者以为，时至今日，我们的“中国式思维”或许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公众对“中国式思维”的排斥就是对“赢家通吃”的反感，而惟有在赢者“占优”而非“通吃”的社会中，公众的争议声才能消除。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