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其实没有什么秘诀，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才是治本的维稳良策———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了，才会拥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自然就会人心思稳，“维稳怪圈”也会销声匿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近日举办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越维稳却是越不稳，如此怪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细细想来，不外乎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是维稳的思路和模式有偏差。是因为对维稳的刻意强调，已经使得维稳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如今各级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面前，遇事总是喜欢“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单纯依靠“维稳基金”花钱买平安。至于政府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相关程序和原则，是否收到了应有的成效，恐怕很少有人去作深入思考。然而，如此一来却在无形中误导民众，以为他们的问题只有闹到影响稳定的时候，才会引起政府部门重视，正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也正因为此，一方面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年年增加，另一方面影响稳定的暴力事件、极端事件却屡见不鲜。
其次，是维稳重堵轻疏，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当前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
不平则鸣，如果公众最基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首选会在制度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缺乏这种途径，或解决途径形同虚设时，公众才会以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表达方式虽然形式各异，但共同点就是不可预期甚至不可控制。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却常动用警力，甚至兴师动众派人赴省城、跑京城，堵截上访人员，而上访人员当初的正当利益诉求却无人理会。如果只是采取这些治标不治本的临时安抚措施，那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导致积聚矛盾、扩大问题，从而引发更大的不稳定。
再次，是维稳有效对策少，因过分敏感导致“不稳定幻象”严重。维稳工作如果一味地固守旧有模式，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往往会束手无策，频频产生“不稳定幻象”，放大社会稳定形势严峻的感觉。其实，在我国当今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征地、拆迁、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问题，往往会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起因，但得出会有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结论，则与事实不符，也往往因为缺失有效对策。
维稳是个新兴词汇，出现至今还不到10年，如今的使用频率却越来越高。如何维稳，已成为当今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门必修课。其实，维稳从来都不是目的，只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手段，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归结起来很简单，就是报告也引用的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维稳其实没有什么秘诀，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才是治本的维稳良策———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了，才会拥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自然就会人心思稳，“维稳怪圈”也会销声匿迹。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