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7日起在北京举行。温家宝指出，“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新华社12月28日)
现代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说，“使用地球上的一定面积，是人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之初步条件。”土地在人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使得土地分配成为每个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上，土地收益配置的不公就一直是农民起义、王朝兴衰的触发点。
在我国，土地收益分配的矛盾集结点主要是农地转非的增值归属。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增值归农”论，认为土地增值应归原土地所有者所有；第二种观点“增值归公”论，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地价高涨，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劳动，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高涨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第三种观点是“公私兼顾”论，即“充分补偿，剩余归公，支持全国”。
农地转非的土地增值收益应该归谁所有？在我们看来，这应该基于土地的价值贡献来分析。在农地转非过程中，主要存在三方主体，一是政府，二是公众，三是农民。政府贡献的是管理权、规划权和征收权，而公众贡献的则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外部收益，比如孙中山眼中的“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而农民贡献的则是农地的承包经营权、社会保障权和农地发展权。因此，第三种观点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即地价的上涨是地租未来资本化的反映，理应由政府、公众和农民共同分享之。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利益驱动和强势地位，不但令公众难以从土地增值中获得收益(比如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并没有被真正“用之于民”)，农民也一再成为输家。在农地转非中，农民面临生活方式被打乱、原有财产被强行置换的困境，如果赔偿也不彻底，无异于“二次被害”。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们除了有利己的偏好外，还有“公平互惠”的动机，而且，这种动机是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基本单元。行为经济学家科林·卡梅拉就认为，一旦经济行为产生的公平心理极限被突破，就会导致极有破坏性的风险情绪。当下，由土地增值分配所导致的不公正、焦虑和恐惧正在酝酿和累积，如果这种情绪得不到有效的矫正和释放，就会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被点燃。
更重要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公也会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征地改革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正确的方案就是要放到一个分享体制上来，土地增值不能完全归农民，但是也不能完全归城里人，得找一个合适的比例分享、共赢。”不恰当的制度会导致无效率的产权，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而制度合理性则有赖于社会广泛的“公平理性”。只有当利益主体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产权规则的行使才能更有效。显然，这一分享体制的核心正是公平、互惠。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