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二连三的民企老板跑路事件把温州的民间借贷推到了风口浪尖。据律师称，“官银”进入民间借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实际上，公务员资金进入高利贷的通道是一条“权力寻租”途径，凭借职位之便，以“办事通融”和“放高利贷”进行交换。（9月29日《南方日报》）
其实，温州民间借贷风波早就有过预警：今年4月份来，温州多家知名企业倒闭，老板潜逃；5月份，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而今，温州民间借贷终于在银行催逼债务的情况下发生资金链条的断裂，并导致了“多米诺牌骨”效应。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瞬间爆发，让笔者想到2008年发生在湖南吉首的一起震惊全国的非法融资案。该案同样是由于民间企业为了扩大发展，十多年间，各企业纷纷面向民间大量募集资本，官员参与高利贷放债也是“公开的秘密”。最终，在官员一夜之间将自己名下的资金和红利取走的情况下，导致企业资金链条出现断裂，“非法融资”瞬间暴露，数百万民众被席卷进来。
事实上，民间借贷的风险不只发生浙江温州、湖南吉首。据报道，辽宁省银行存款增速连续三个月下降，银行信贷紧张，有2／3的企业贷款需求无法满足，迫使中小企业向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目前沈阳市及辽宁省民间借贷之风愈演愈烈，年利率达20%以上，而小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5%—8%，民间高利贷酝酿着大风险。此外，江苏泗洪县、厦门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也同样存在。
在这一起又一起民间借贷危机中，官员参与高利贷放债早已不是秘密。也正因为他们的参与，使得民间借贷逐步升温，进而演化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可以说，地方政府正在成为民间借贷风波推波助澜的角色。单以温州民间借贷风波而言，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在民间借贷兴起时，对经济结构采取调整，同时加大风险调控和应对，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在官员参与高利贷放债时，及时予以叫停和给予参与放债的官员应有的惩罚，又何至于演变到如今这般境地？
当官员参与高利贷放债成为“公开的秘密”，无疑给民众释放出一种民间借贷无风险、且大有可为的信号，更多的资本将由此卷入其中。但结果往往相反，官员参与高利贷放债，往往习惯于凭借职位之便谋取暴利，而一旦借贷企业资金链存在问题，官员又可以凭借权力全身而退，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普通民众和借贷企业。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