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两会上，政协委员周建桥提交《关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建议》，提出：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是私家车增长过快。他建议，“不为国家纳税，却给国家增加额外的负担，应限制他们买车。”同时，提高购车门槛，“只有企业或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个人才有购车资格。”(1月17日《东方早报》)
车辆限购，在北京已有先例。北京限购方案是否值得肯定或效仿，可以存疑。在市场经济时代，计划式的手段，都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没办法的办法。好在，北京方案采取了类似于经适房的摇号手段，虽然要限制名额，但还算承认机会公平。周先生呢，则干脆建议提升门槛，理由居然是纳税负担不一样，因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给国家增加额外的负担”。
近段时间关于“同税同权”的讨论比较热闹。所谓“同权”，其实就是国民待遇上的无差别。不少人认为，有人纳税多，有人纳税少，按说公共服务或公共福利应该区别一下。这种思路就陷入了误区。不管你纳税多还是少，所尽的公民义务都是一致的。事实上，对于高收入者而言，在取得更多收入的过程中，已间接享用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尤其是，在一个初次分配尚不算公平的环境下，公共资源是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他们虽然缴税更多，但公民义务并没有超额贡献。
具体到私家车的问题上。私家车占用的交通资源远比行人多，但私家车背后的税费却是行人不必负担的。当然，车与车之间也有区别。周先生说：“现在买一辆中等私家车，加上养车成本，大概也要20万元。而买经济适用型车辆的人占用的公共资源成本，如道路、车位是一样的。”话虽如此，但中等车辆相较于经济适用型车辆的高额成本并非全都是税费支出，而税费支出在考虑到环保污染因素后，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因而任何类型的车辆所付出的公共成本都是一样的。
从纳税资格上提升门槛，如果适用于私家车，则可以依此类推，适用于很多领域。如此一来，则无所谓“同税同权”，我们大可以根据纳税多少，划分公民等级，岂不荒谬？
这种谬论，若从根子上探讨一下，又可以从周先生“给国家增加额外的负担”这句话上找找答案。这句话，体现了公民与国家的排序倒错。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认为先有国家后有公民，于是害怕给国家添麻烦。如今，回归政治常识，那么我们可以说，公民先于国家而存在，公民没办法给国家添麻烦，倒是害怕国家给公民“找麻烦”。
只要是公民，尽了公民义务，就应享受无差别的国民待遇，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现于纳税上的门槛，不过是特权意识的变种罢了。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