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市政协委员杨林川表示，看到自己的学生月入万元却只能租房结婚，决定写个提案，建议对炒房集团头目和那些罪大恶极的炒房大鳄，判处10年以上徒刑。对帮助炒房集团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金融单位的人员，建议按玩忽职守罪给予惩罚。（《重庆商报》9月1日）
这样的建议如果出自一般公众，发发牢骚，倒无可厚非，但出自一个负有参政议政重责的政协委员，未免草率轻浮。姑且不论这样的建议对《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存在错误认识，如果炒房可以入罪，那商品房这根利益链条上的众多“蚂蚱”，是不是应一并牵扯进来？比如炒地皮。
目前饱受公众指责的高房价虽确有炒房者鼓噪，但作为商品房成本重要组成部分的地皮，其炒作大战早就硝烟弥漫。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高房价再次成为委员代表的炮轰对象。然而，会议刚一闭幕，以央企为代表的“国”字号企业便在南北数地屡创“地王”。
8月19日，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司长廖永林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表示，截至5月底，全国闲置土地为2815宗，面积16.95万亩。对此，央视《经济半小时》曾给出这样两段极具冲击力的矛盾画面：“一边是市场上不断传出土地紧缺、商品房供不应求的风声，另一边却是大片被拍卖的开发用地晒太阳，长荒草”。
土地闲置本身就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炒作，要么通过出售公司外壳，实现土地资产的增值流转；要么坐等市场房价爆涨，以此实现土地的最大价值。炒作背后，是地方政府的盆满钵溢。有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达14239亿元，一些城市年土地出让收益占到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
如果炒房入罪，那炒地皮是否也一并纳入其中，作为炒地皮收益最大方的地方政府是不是也难脱干系？其实法理障碍不单单在于地皮，近年来，从辣椒到大蒜，从大豆到绿豆，炒作身影屡见不鲜，尽管有时主管部门开出了罚单，但往往是这头或这个品种刚刚按住，另一头或另一品种又冒出来。
在197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中，投机倒把罪的主要约束对象之一便是炒作。1997年《刑法》修订时，考虑到市场发展的完善，资源的丰富，取消了投机倒把罪。今天，杨林川委员建议将炒房入罪，这不是在开法治与市场的历史倒车？
炒作本来只是一种趋利性的投机行为，依法参与市场活动是公民的权利，事实证明也有助于市场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国人腰包渐鼓，炒外汇、炒黄金等投资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这些现象本身就代表市场发展的进步，意味着公众投资渠道的多样化。当然，炒作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加以规范，市场灾难必将如影随形。“国际惯例”无非两条，一是大力拓展民间投资范围，为“闲资”泄洪；二是制定科学周密的市场规范条文，从源头避免跟风炒作。当然，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地方财政如何剥离对土地和房市的过度依赖。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