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开始，22年间已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中国内地的工资水平之低，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158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数据却年年增长，以至于每次数据公布时，民众总会感叹工资“被增长”。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说过一句实话：“60%的百姓口袋里达不到每年公布的收入平均数，是‘被拉高’的。”
个中原因是由“统计盲区”造成的，统计的多是股份制、外企、国企等一些质优单位，占全国就业人口8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包括大量农民工，并不在统计范围内。这种统计盲区造成的危害极大，不只是增加了底层人群的民生负担，更有可能误导政府对就业、社保等重要政策的制定。虽然国家统计局称，将从今年起将私营单位纳入工资统计调查中，但何时能将所有就业人口都纳入到工资统计范围，却仍然遥遥无期。前些日子热议的“民工荒”，虽然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但低工资和低保障无疑是使农民工选择“用脚投票”的核心原因。
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比重一直在上升。而职工的工资收入所占GDP百分比却不升反降。这不仅说明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与政府机构的庞大，也表明社会低层民众极难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内地的劳工群体在日益贫困化。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工资收入一般占到GDP的一半，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则更高。
可以说，如何提高劳动者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如何改变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及政府收入严重不平衡的分配格局，已成为未来10年经济政策的关键。如果劳动收入永远保持在目前这种水平，社会财富必然会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个人手中。不仅会因为贫富过分悬殊，导致政治环境的不稳定；也会因民众消费乏力，使企业为降低成本再度减少工资额度，经济便只能靠拉动投资来刺激，这种模式终究不会持久，只会带来生产过剩，使社会经济变得更加萧条。
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无非通过两种方式调节。一种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干预，通过对市场利润分配的适当调整，来平衡劳资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通过工会等组织，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我国虽然在2000年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但因为工会等社会组织、活动的被限制，导致了劳资双方间的地位严重不对等，集体协商机制在现实中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也正因为这样，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完全只有依赖政策调控。
虽然各地都在纷纷调高最低工资，但如果不把增加劳动者收入，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当作执政首要目标，仅仅调高最低工资，对整体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并不会很快显示出来。持续多年的“民工荒”，已表明我们进入了劳动价值危机的时代。再不改革收入分配，中国的劳动体系就可能陷入全面的崩溃，到那时想改也来不及了。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