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不仅专供市直机关，而且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从中牟利至少5000多万元。据称，因为地段好、价格低，干部争得“快打破了头”，市里决定指标先分配给在市委市政府大院内办公的市直机关干部，随后开工的二期工程将分配给大院外办公的委办局。该小区还拿出部分指标，分配给14个县市区的四大班子正副职领导干部。（4月20日《经济参考报》）
限价房、经适房等福利保障政策作为解决住房难的一把“制度钥匙”，设计初衷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但在现实中，其被公务员暗箱操作，或打着“办实事”“扩内需”等各种好听的幌子，前赴后继张罗着低价买入、为自身谋取福利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丽水市国土局原局长叶杰耀低价购买3套房子，郑州市某机关“团购”126套经适房等。
只不过，这些公务员凭借自己的优越地位，独享“超国民待遇”的低价买房事件，大多发生在小撮、小范围内，只是为了满足个别人员或少数行政机关利益的。而像山西忻州这样，明目张胆地晃动着“稳定大局”的旗号，大规模给市直机关干部谋取福利房，甚至将周围“14个县市区领导干部”都“一网打尽”的，实属少见。
可以说，这种名副其实的“官惠”，将赤裸裸的“以权谋私”暴露无遗，而其撕裂社会公平、违背政府道义也已凸显。由此公众也就彻底明白了，地方政府官员为房产商摇旗呐喊的种种怪异举动，懂得了许多人“望房兴叹”的真实秘密。是愤怒？是伤心？是难过？或许都有。但问题在于，除了单纯的情绪宣泄、谴责权力自肥外，公众不禁从心底质问，对这样的集体性“鸠占鹊巢”行为，到底该如何收场？整个事件应由谁来管一管？
以往，关乎买房事件，发生个别公务员越轨，或者单个行政部门权力失范时，我们都会借助于监管力量。依托当地司法、纪检、监察、审计和反贪等机构和部门的监管作用，惩戒个人或单位。但就此次而言，因为涉及面颇广，涉及官员相对级别较高，甚至这些监管部门的官员也有可能与低价买房事件撇不清干系，那可想而知，即便这些部门在此时介入调查，也难逃“自查自纠”“高举板子轻轻落下”的嫌疑。
所以，如果要对这种公权集体性越位行为，对这种集体“近水楼台先得利”的作为进行彻查，我们唯有寄希望于上级有关部门的有力跟进，并且配以相应的严厉问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重罚集体违规的领导，重罚相关单位的领导，包括政纪党纪处分，直至法办等。否则，伴随舆论监督的远去，此案有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其中，丧失了政府公信力不说，更重要的是将带来一系列不良示范效应和严重后果——在房价高企背景下，公务员群体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办好事”之名行特权之实，对福利房集体合谋之后进行巧取豪夺。这些都会引燃公众不满情绪，激发社会矛盾，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