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4版)
这几乎是一个意料之中却存在逻辑悖论的结果——每年新增上千万就业人口与企业用人需求之间的缺口，至今是一个令职能部门头疼的议题。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已经开始成为“就业困难群体”，为什么一直被视为就业链条中最低端、在劳动力市场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农民工，就突然成为掌握就业自由选择权的“特殊群体”？
显然，“用工荒”不过是企业，尤其是三来一补企业传统用人模式逐步被淘汰的时代注解。“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工人福利收入最小化、社会保障空心化、劳动技能偏低化等等弊端，正在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农民工所无法承受，并且也无法跟上中国经济由单一的外贸主导型向内需发展型转移、先富群体型向全民普惠型升级的社会轨迹。
不过，“用工荒”并非是农民工群体的福音。从报道中可以得知，许多农民工拒绝去沿海地区打工的原因是内地打工薪酬已同步跟进，但依然徘徊在月入千元的标准——只不过相比沿海地区，其生活支出比例下降，造成收入性价比相对提升。来自于基本生存费用相对降低的薪酬体系，说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增长依然赶不上其他社会群体。
同样在沿海地区，依然有不少农民工找不到薪酬有所提高的工作，而企业大量缺乏拥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粗放型发展及企业“拿来即用”模式，劳动力输入地区与输出地区长时期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忽视，使得农民工群体的专业技能无法得以有效提升，造成农民工群体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低下，无法通过素质提升获得更好报酬。
令农民工群体更为困惑的是，尽管有新劳动合同法的白纸黑字，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在内的社保缴纳并不如人意，子女教育就学及其他问题无法获得强力保障，一些漠视农民工健康生命安全的“职业病”层出不穷，这让“用工荒”背后的权利荒继续存在。
“用工荒”正面临“廉价劳动力时代”的多重欠债——无论是看得见的薪酬、社保、福利，还是看不见的休息权、话语权，都构成了“廉价劳动力时代”看似消退其实积重难返的效应。因此“用工荒”绝非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增收，也不是纯粹市场意义的用脚投票，更多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的“次优选择”，需要公共决策者以更大决心与魄力对症下药，真正开出解决“廉价劳动力时代”的政策之道。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