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经济迅速回暖，沿海新兴工业区，如珠三角，企业接到大量订单，却招不到充足的员工。据说，珠三角地区缺工超过200万，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
表面上看，民工荒与经济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期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创造了中国奇迹的“血汗工厂”体系，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来自于三个要素：第一，在民众冲击下，权力被迫一步一步地放弃不合理的制度，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出来，转化成为财富；这一点，在温州等地表现的十分明显。第二，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其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第三，乡村劳动力投入面向外需的工业中，社会整体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后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沿海的新兴工业区，即人们熟悉的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这两个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主要靠农民工支撑。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自然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被歧视性的法律、政策固化、强化、极端化了。具体地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出口退税政策、及地方政府为了进行政绩竞争而制定的种种吸引投资的政策，把农民工置于一种公民权利系统丧失的状态。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农民工”、“民工”这个概念的长期而广泛的存在、使用。
农民工这个概念的本质是制度性歧视和剥夺。政府仅允许农民的劳动力流入城镇，而不允许他们作为完整的人迁徙到城镇。企业同样不把农民当作享有合法权益的产业工人对待：企业有订单时就拼命压榨农民工的血汗；一旦没有订单就毫不留情地驱逐工人。这些工人永远都是临时工，他们的收入和福利没有任何保障。但他们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工厂所在地，他们是外来人口，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正是这样的劳动力制度安排，让新兴工业区内的企业都具有血汗工厂的性质，海内外资本在系统地获取本应由农民工获得的剩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不理性。对于刚刚获得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的农民来说，即便做农民工的权利没有保障，他们也仍然愿意当农民工。因为，若城、乡权利保障水准不便，打工收入高于务农，则农民的选择就是理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农民作出决策的制度框架就是合理的，而人只能在给定制度框架内进行决策。
但是，随着农民工群体实现代际替换，血汗工厂制度之基础正在逐渐松动。年轻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源于社会整个价值体系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等价值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农民工通过传统媒体、网络、人际接触等渠道，同样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相对于他们的父辈，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
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的父辈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既然自己是农村户籍，那就安于生活在农村。出外打工只是获取收入的一种办法。新近外出的年轻农民工，与本来就跟随父母在城镇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却不愿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他们相信，自己也有权利生活在城镇，尽管他们不敢期望在城镇落户，但他们不会再回乡村。
这些年轻农民工对乡村也没有什么感情了。他们大多在离家之前是在求学，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验。从自己可以制定人生规划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准备过一种城镇式生活，并且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这种理想，任何法律、政策都无法阻挡他们。
这样的人生规划也决定了他们在城镇的生存形态。他们的父辈并无在城镇永久生活的打算，而只是为了赚钱回家。因此，他们是作为打工者外出的，在东莞这样的地方，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打工赚钱。为此，他们宁可企业延长工作时间，以便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高收入。可以说，正是这类对在外生活预期时间较短的农民工，支撑了东莞的产业形态，与看起来带有血汗工厂色彩的企业工作制度。可以说，这种血汗工厂是劳工们集体自愿选择的产物。
现在，年轻农民工却已经抱定了过城镇式生活的决心，他们不再是作为打工者临时外出，而准备永远地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他们一出门，就尽可能按照城镇式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愿意当工作机器。在他们的价值结构中，城镇式生活已居于第一位，压倒了赚钱的重要性。
这样，年轻农民工将越来越不愿长时间加班，相反他们会更加珍惜闲暇时间。他们不愿住在工厂集体宿舍，而愿意自行在工厂之外租赁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安排生活。这样的城镇式生活方式当然对收入提出了一定要求。但年轻农民工的选择很有趣：如果工厂的工资标准过低，他们宁可不工作，而自愿处于失业状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尊严，不愿接受低于自己预期的岗位。第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选择，也是因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乡村家庭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即便暂时没有工作，也可以依靠家中父母生活。
频繁发生的农民荒意味着中国的血汗工厂体系即将崩溃。年轻的农民们向企业主、向荒废了自己责任的权力发出了挑战。这些经济和政治精英能否顺应年轻农民的要求，不仅关涉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结构转型，也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