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众的价值观在1995年至2005年间发生了“现代化”维度上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以及“后现代化”维度上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的转变趋势，即现代的中国公众更加趋向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和法理权威，而是更加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
［关键词］
后现代化理论；传统价值观；世俗—理性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幸福价值观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从跨文化的角度对世界各国公众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产生影响较大的有Hofstede涵盖5个维度的价值观研究，[1]以及由Inglehart组织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2]而这两者中又以Inglehart领导的价值观研究持续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Inglehart通过对数次大规模的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果验证了他所提出的研究价值观的理论范式，即“后现代化理论”范式，这被世界学界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
英氏在“后现代化理论”中指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它是指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一场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变迁。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近20年已经开始向新的方向，即“后现代化”方向发展。从历史的纵身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存在三个阶段两个维度的发展，即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阶段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阶段发展的“后现代化”过程。
“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分别于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覆盖了世界六大洲近90个国家，涉及世界85%的人口，得到了数十万公众的价值观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英氏验证了各国公众价值观在两个维度上的发展变化趋势，即“现代化”维度和“后现代化”维度，前者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转变的程度；后者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或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程度。
在“传统价值观”与“世俗—理性价值观”的“现代化”维度上，主要反映的是对待权力的传统态度与世俗—理性态度之分，其中价值观的差异表现在宗教和家庭重要与否、尊重权威等方面。持守“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强调宗教、传统家庭价值观、否定离婚、不关注政治、主张顺从权力当局等。而居于“世俗—理性价值观”一端的社会则持相反的态度。
“生存价值观”与“幸福价值观”的“后现代化”维度则主要涉及后工业社会所具有的特性，主要包括“物质主义价值”与“后物质主义价值”两极的对比，从强调经济安全和物质安全转向日益强调自我表现、主观康乐和生活质量。持“幸福价值观”的人们强调环境保护、妇女解放、休闲及朋友，并要求参与政治决策，人际信任程度和生活满意度都较高。而强调“生存价值观”则持与此相反的态度。
英氏以稀缺性(scarcity)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假设来解释这一价值观的变迁过程。稀缺性假设认为，个人的优先价值观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人们会把最主要的主观价值观给予相对稀缺的事物，这一假设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以物质主义需求为主，因为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能增进幸福感，那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就会减弱。具体而言，经常经历经济匮乏的人，会把经济和安全需要放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例如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强大的国防等。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上过得富足的人，会认为个人归属、自我表达以及公民权利等更加重要，他们会要求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的社会，并希望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社会化假说则认为，个人人格的基本结构往往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未成年时期，即个人的社会化时期，往往对人格的形成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在进入成年时期之后，人格的变化则相对较小。依照这个假说，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青少年时期的状况，因为个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整体价值观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因此价值观的变迁具有滞后性，一般是随着代际的变换才发生基本价值观的变化。
英氏通过分析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世界各国两代人在政治、经济、宗教、性别、家庭上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沿着可预期的方向发展的，即许多主要价值观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变化的，而且这些价值观的变化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发达国家的公众不再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法理权威，而是强调实现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等价值观。
伴随着中国近十余年经济上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公众人均年收入从1995年约700美元到2007年的2360美元，从国际惯例看，这是经济发展达到后物质主义以及后现代价值观的临界点。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进入了注重质量、追求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3]的目标。加上我国政府目前正在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专家推测，这些因素都会促进后现代价值观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4]那么，中国公众的价值观是否会依照英氏“后现代化价值”理论的预测，也发生像30-40年前西方国家公众那样的由“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变吗？我国现在正在处于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了解并研究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把握其变化趋势，已成为研究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变化方向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研究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公布的1995年和2005年的中国公众价值观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探研中国公众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价值观所发生的变化以及造成变化的原因，从而验证英氏“后现代化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公众价值观变化这一案例的可靠性。
二、中国公众价值观1995年和2005年数据分析与比较
(一)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世界价值观调查”1995年所调查的中国公民人数为1500人，其中男性为799人，占总人数的53.3%；女性为701人，占总人数的46.7%。2005年所调查的中国公民人数为2015人，其中男性为923人，占总人数的45.8%；女性为1029人，占总人数的54.2%。
2.测量工具。借用“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根据英氏对其中最主要的价值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按照变量内在的联系，抽取两个“公共因子”。一个是“传统权威——世俗理性权威”因子，它反映的是“现代化”维度；一个是“生存——幸福”因子，它反映的是“后现代化”维度。
(二)结果与发现
根据英氏“后现代化理论”，将95年和05年中国公众在“传统价值观”、“世俗—理性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4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得到双方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维度上的平均值与标准差，采用t检验来判别双方在各个因素上的差异显著性，结果如下列各表。
表2-1表明，在“传统价值观”各变量中，只有“家庭是否重要”一项没有达到差异显著性，其他各项都具有高度的差异显著性，这说明中国公众十余年间在“传统价值观”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现代公众对“教育孩子信仰宗教”、“工作是否重要”、“教育孩子顺从”和“更加尊重权威”4个选项持有更加不赞成的态度；而对“宗教是否重要”和“上帝是否重要”则持肯定的态度。
表2-2表明，在“世俗—理性价值观”各变量中，除了“教育孩子有责任感”和“教育孩子果断品格”2个选项上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外，其他各项都显示出高度的显著性，这说明现代的公众与10年前的公众在此价值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现代公众对“政治是否重要”、“对政治是否感兴趣”、“离婚是否合理”和“教育孩子节俭”持有更加肯定的态度。在“成就动机”(“复合变量”)所包含的“教育孩子努力工作”、“教育孩子果断品格”2个正面选项和“教育孩子宗教信仰”、“教育孩子顺从”2个负面选项中，正负选项之差的平均值(公众95：-0.34；公众05：0.90)反映出05年的公众的“成就动机”价值观远远高于95年的公众。在该组各变量中，只有在“教育孩子顺从”和“堕胎是否合理”2个负选项上，05年的公众认为教育孩子顺从的品格更加重要，并认为堕胎不合理。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