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在进入社会财富倍增与贫富差距加大同步进行的社会发展的高动荡期。如何建立一个福利共享的和谐社会，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最大难题。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改进市场主导初次分配结构，使财富向劳动要素倾斜，二是调整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结构，使财富分配向民生倾斜，三是倡导与推进民间的慈善事业发展，使财富向穷人转移。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是一个综合问题，除了大力推动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结构改革的同时，更需要大力推进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结构调整。在初次分配结构中，资本与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关系失衡，是导致分配问题的根源所在。资本与劳动要素分配失衡的背后，与不完善的市场制度有关，更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如何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着力点解决收入问题，是从根源和基础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战略举措。
一、分配问题的结构根源：资本与劳动失衡
在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中，财富如何在资本、劳动和政府之间分配，与产业结构的类型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从中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看，还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看，重化工产业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导致财富分配向大资本集中，引发社会财富分配在资本与劳动要素之间失衡的重要的经济原因。19世纪末是美、英、德等国以重工业为主导经济增长时期，同时也垄断资本快速成长的时期，垄断资本形成导致了社会财富向资本一端快速集中，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成为当时引发社会矛盾的经济根源。目前中国在财富分配上形成的两极分化问题，也与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化工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轻工业。20世纪90年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电器类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房地产、汽车、城市化需求拉动的重化工产业。80年代的轻工业属于资本进入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财富初次分配在大量中小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相对分散而均衡进行。90年代的电器产业属于资本进入门槛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个时期是大中型企业发展时期，但由于为家电生产配套零部件生产，又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进入。这个时期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开始向资本倾斜，但仍给小企业和劳动者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化工产业属于具有垄断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产业这种特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增长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上带来负效应。具体讲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化工产业导致了财富分配向垄断大资本和少数人收敛的马太效益。由于重化工产业本身属于资本进入门槛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产业这种特性使某些领域的垄断经营成为可能，再加上我国重化工产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国有企业拥有的众多特许权力，更为重化工经营增加了行政垄断垄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轻工业、电气也发展的时期，国有企业在脱困减亏中挣扎，但进入重化工产业快速发展阶段以来，国有企业一改原来的被动局面，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扩张期。
重化工产业所具有的投资规模大，垄断性强、利润回报高的特性，形成了对资本的巨大需求。资本总量的快速扩张，资本要素在参与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由于资本总量扩张是伴随着资本垄断和集中进行，由此形成了社会财富随着资本的垄断向少数富人集中的趋势。2010年12月2日，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0000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关键是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截至2007年底，中国总人口是132129万人。当年有41.5万的富人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占总人口的0.03%。拥有的财富共计211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82万亿元。富人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60.1%，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2.895倍，富人财富是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10.8倍，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35.8倍。
与此同时，当社会财富分配向少数人和少数大资本集中的同时，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所份额却越来越少。据社保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53.4%降至2007年的39.74%，呈逐年下降趋势。
财富分配向少数人和资本集中趋势，在累加效应的作用下，形成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在某个领域资本垄断一旦形成，资本垄断所形成强势，会向金融领域、其他投资领域、行政决策等领域渗透扩展，为进一步获利创造条件。
二是重化工产业有利于财富向政府集中，导致国富民穷的趋势加大。重化工产业是政府的税源产业。高税收的回报，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重化工的积极性，导致了民间财富的积累与发展缺乏政策支持。“十一五”期间，重化工产业快速发展，政府是最大的收益者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十一五”时期，全国公共财政总收入30.3万亿元，年均增长21.3%，远高于GDP的增长率，更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十一五”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长为8.9%，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7%。这样一种分配机制成为激励资本投资不断增加，消费相对份额不断缩小的机制。消费率从2000年的61.1%下降到2007年的48.80%的同时，投资率却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7年的42.6%。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消费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来自产业结构决定的初次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
三是经济政策和环境为大资本服务，导致权贵经济滋生，使财富分配更加扭曲。因重化工产业发展形成资本与劳动失衡的分配关系，如果是属于单纯经济和市场因素，也许其解决的难度并不大，目前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重化工产业发展导致资本强势与强势政府相结合，加剧了财富分配的扭曲。由于重化工产业发展，给渴望追求税收和GDP增长的政府带来巨大的收益，随着时间推移，一套为大资本服务的经济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也就形成了。政府的这一做法不仅迎合了强势大资本与权力联姻的需求，而且为大资本利用行政资源再度扩张和获利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在重化工产业起步发展的初期，政府扶持也许有弥补市场配置资源不足的补充作用，但是在重化工发展造成大资本已经居于强势垄断地位的今天，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矫正，而是更加扭曲。与大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政府权力，已经不是为社会资源配置服务，而是变成了一种新资本，这就是吴敬琏所讲的权贵资本。“权力转化为资本，资本与权力合谋或独谋、为了追逐超额和垄断利润而践踏法律，回避这个每天都在大规模发生、也是以万亿元计的财富再分配现象，显然也根本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1]
总之，重化工产业的特性所决定的利益驱动机制，是一个激励资本投资扩张，抑制消费增长的机制；是一个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发展，挤压民生性中小企业发展的机制；是一个使财富向政府集中，不利于财富向民间积累的机制。这样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是造成民生产业发展滞后，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所在。
二、矫正分配失衡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与对策
(一)把矫正初次分配失衡的目标导入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中，坚决遏制重化工产业借助惯性力的继续扩张重化工产业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效应，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重化工发展阶段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但由于中国的重化工发展更具有政府推动因素，所以，在矫正重化工带来诸多负效应时，还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进行。目前解决重化工产业带来财富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失衡的问题，亟需启动遏制重化工产业借助惯性力继续扩张的刹车机制。
(二)我们一定要明确现阶段中国重化工产业增量发展的高峰期已过，目前仍不降热度的重化工投资，已经属于具有风险的重复投资或过剩投资。这需要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说明，在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人均钢铁、水泥和煤炭的需求量开始下降。我国人均GDP在2009年已达到4000美元，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在重化工产业主导的增长期向服务主导的增长期转型。所以，推动产业结构从投资拉动的重型结构向消费拉动的服务业转型，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令我们担忧的是，从目前各地出台是“十二五”规划看，投资重化工产业的热度仍然未减。
目前出现电荒问题的背后，就是重化工产业惯性扩张在起作用。统计部门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一季度，化工、建材、钢铁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长对全社会用电量的贡献率超过三成[2]。当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仍在延续，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出现了反弹。如果不出台重量级的调控措施，对重化工产业进行刹车调整，我们将会为重化工过剩发展付出沉重代价。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