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李晓莉
嘉 宾
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泽民（西安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李程骅（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宏波（西安交大社会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杜跃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进田（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王苏喜（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诚安（陕西省委党校教授）
康喜平（陕西省委党校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钟卫国（陕西省委党校政经部副主任、教授）
杨 洁（陕西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白 瑾（西安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编者按
日前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拉开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大幕。“十二五”时期作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中国经济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起点，应审时度势，保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的改革内容面广量大，如何协调好包括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技进步和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在内的各领域改革，也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项艰巨任务。本报记者第一时间独家采访了12位专家学者解读全会精神，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支招，为广大读者和理论爱好者解疑释惑。
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
记者：全会《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一点您如何认识？
李义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已提出来了，但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应该是第一次。的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经济变革，而且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它涉及到对新发展观的认同，涉及到创新、教育、分配、公平、正义等等，以及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政府与市场的科学定位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以上的深刻变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记者：《公报》提出“十二五”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您怎么看？
李义平：这标志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彻底华丽转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个别地方政府提出来的短时间内就大变样的，更不是一个浅层次的面子工程，而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涉及到社会各方面，例如制约创新的教育和科研模式等，以及分配格局的调整等。用“十二五”五年的时间并不长。中央指出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要贯穿于“十二五”的全过程是完全正确的。
坚持之一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
记者：《公报》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提出五年内“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为什么说调整经济结构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李程骅：调整经济结构是“十二五”的主线，这既是对“十一五”后期“调结构、促转型”方针的延续，更是从未来中国30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来为经济增长、产业发展来定调。无论从全球的绿色增长、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还是从中国资源、能源对经济的支撑条件，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国责任”等方面来看，只有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王宏波：首先，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客观要求。目前我们要从过去的单凭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到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拉动的动力模式上来，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其次，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它也适应了社会发展尤其是民生领域发展的需要。中央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准确把握中国社会需求转变的历史拐点，把民生需求领域作为经济结构转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确是一项科学的战略决策。再次，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有力措施。中国发展过程的二元结构的消除，不能单纯的依靠大城市发展战略，中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使农村居民就地转化为市民，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状况的重要途径，也是启动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领域，更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点。
钟卫国：首先，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理想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推动。唯有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才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和持续性。其次，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是经济全球化态势下赢得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将内在的消费性需求放在重要位置
记者：就您来看，中国经济结构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内容？
李义平：经济结构调整，既包括多方面协调发展，又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创新和提升。我以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应当：第一，包括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的调整，即要把内在的消费性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并且毫不放松外需；第二，要调整分配结构，提升劳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缩小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第三，调整需求结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最终归宿。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结构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吃和穿问题的解决，住和行的问题、休闲的问题、享受公平教育的需求等，都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代的主导需求；第四，调整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带动调整到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
杨洁：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一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早在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超过60%；我国最终消费率连续21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投资率由35.3%持续上升到43.5%，净出口率由2.4%不断上升到7.9%，而消费率由62.3%一直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3%。二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三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四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上述结构性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的主要根源，也是通过结构调整急等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能否概括一下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理念？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任务，扩大内需、产业结构优化和城镇化，您认为哪一个是当务之急？
李程骅：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总的来说是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来淘汰落后产能，使主导产业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通过大力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水平和规模，构建比较完整的、开放的、高效的新兴产业体系，使服务业的比例在整体的生产总值中逐步达到60%以上的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重在扩大内需，即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让民众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以此来促进服务业的进一步繁荣，从而促进三产与二产比例的调整。
钟卫国：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理念应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千方百计扩大内需，以内外需的协调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二是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把重点放在投资结构的调整上，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自主创新倾斜，向节能环保倾斜。三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城镇化为依托，调整优化城乡和区域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王苏喜：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或者说理念，我以为就是“均衡”——动态的“均衡”、较高质量的“均衡”。之所以要调整，就是因为存在着“不合理”或者说“不均衡”。一、二、三次产业之间，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经济与环境、资源之间等等，存在大量的“不均衡”，调整就是要使其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
哪一个属当务之急？恐怕仍非“扩大内需”莫属。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是铁律。然而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度发展，我国已奠定了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考虑到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出口和投资似乎不应再被寄予厚望，此时唯一值得我们期许的就是消费了。
坚持之二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革除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发展方式转变的掣肘作用
记者：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限制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实现从技术引进依赖型经济到自主创新支撑型经济的历史转变。在您看来，如何实现这一转变？
杜跃平：仅仅从科技创新体制和机制方面来看，应当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特别关注：一是瞄准未来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强化基础研究的投入，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基础科学研究队伍；二是高度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彻底改变“引进技术的陷阱”的局面；三是加快统筹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际创新体系、区域性创新体系和网络，大力开展合作创新，在科技领域、创新组织、创新要素方面打破封闭，实现集成创新和创新成果的扩散；四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管理。
康喜平：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人力资源、科教资源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科技体制改革滞后。为此，要实现从技术引进依赖型经济到自主创新支撑型经济的历史转变，关键之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科教体制，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评价、选拔任用、合理流动、激励和保障等管理机制，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环境，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
记者：就创新的主体来说，关键要解决好激励机制的问题，在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杜跃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在于建立对于创新者具有强烈激励功能的体制、机制和创新文化，调动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建立科学有效的产权激励制度，采取股权、期权等多种激励手段；二是按照科技劳动的特点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不断提高外在薪酬水平，强化内在薪酬的实现，建立岗位竞聘、岗位价值评估、绩效考核、薪酬结构与水平相互统一的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模式；三是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人员的发展激励，创造条件提升创新人员的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四是鼓励创新人员的合理流动，实现能力共享和知识流动；五是建设创新型文化，鼓励冒险，包容失败。特别需要建立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的激励和保护制度，把科技创新者和企业家看成社会的稀缺资源和宝贵财富，尊重他们的知识、劳动、个性，保护他们的能力、价值和财富。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是西安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记者：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市场热捧的土壤。据了解，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将提高到8%。结合西安的实际，您认为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杜跃平：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西安“十二五”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西安是我国重要的科技教育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具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西安可以在新兴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航空航天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环保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大有作为。
在加快规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特别需要重视以下的问题。一是准确分析西安的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努力把科技的比较优势转变为企业与产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二是加快统筹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和进度，突破长期存在的国防和民用、中央与地方的分割局面，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技术创新合作组织体系，发展创新产业联盟；三是通过政策和资金引导，组建一批设备开放、专业人才参与、设施和服务条件优良的高技术产业孵化器，建立面向重点技术成果的孵化服务体系；四是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五是按照规模经济化、园区集中化、产业集群化、分工模块化方向，实施政府科学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配置功能。特别需要大力培育和扶持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同时，重视扶持和培育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形成效率高、效益好、产业链长、优势特色明显、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兴产业发展板块。
坚持之三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机会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
记者：关注民生，蕴含着发展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您如何理解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应如何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予以强调并在政策和措施中予以体现？
刘进田：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温家宝总理肯定了罗尔斯的这一思想。财富、权利、机会、自由等都是人所追求的重要价值，而分配这些价值的根本原则或标准就是公平正义。国家只有按公平正义尺度来分配财富、权利、机会和自由，国民才能满意，社会冲突才能减少，社会才能和谐，否则社会冲突就会加剧，社会和谐就会受到威胁，个人就会有更多的挫折感和怨恨。“十二五”期间要更好的体现公平正义关键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构建法治社会，建设和谐社会。
康喜平：以人的发展权利与机会是否均等来衡量分配是否公平对于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确定今后改革的走向具有深刻意义。“十二五”期间，一是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消除资源垄断，减少行政管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针对现阶段城镇化发展进程，重点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四是加快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关注低收入人群、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救助的力度，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贫困等百姓易于困顿的领域，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助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记者：全会《公报》强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成为全会的一大亮点。提高“两个比重”，有何意义？
刘进田：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突出问题是财富生产问题的话，那么30年之后的主要问题就是财富和权利的分配和消费问题。财富生产出来了如何分配是个突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难点或症结是怎样让普通国民能够有更多的分配和更好的消费。提高“两个比重”，内需才能充足，才能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民才能有幸福生活，社会才能和谐。
记者：在您看来，收入分配改革若要收到实效，下一步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康喜平：一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尤其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和垄断等原因，近年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明显失衡，存在财富不断向政府和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主体间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调整收入结构，让利于民，提高国民在社会整体财富中的收入比例成为当务之急。二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三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四是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发展壮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维护社会稳定。
统筹城乡发展要合理解决农地整理问题
记者：破除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建设领域的重要任务。您能否谈谈统筹城乡发展我们下一步应该采取哪些举措或是发展模式？
康喜平：统筹城乡发展内容非常广泛，各地普遍采用的方式是实行“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针对现实中易于出现问题的农地整理谈谈我的看法。土地整理是一项关系到农民当前及今后生计的大问题，工作中应注意把握政策尺度，保护农民利益。一是土地整理不能把农民的土地变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途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整理过程中要尽量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尽量不损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依恋。二是土地整理中要考虑到农民的长远发展。农民在土地整理过程中，集中居住，可能离开土地，进入城镇，面临着在城镇如何生存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要未雨绸缪，早做规划，对脱离土地的农民进行就业指导和培训，让农民获得新的生存技能。为农民提供无差别的社会保障，缩小城乡居民在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使农民尽可能多地享受公共服务的阳光。三是土地整理中尊重耕地保护目标。国外大多把房子都建在山坡上、丘陵地带就是为了把平原、沃野留作耕地。这种思路值得我国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借鉴。在集中居住选址时尽量不占用、少占用耕地，保证基本农田不受影响。
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记者：缩小贫富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重要途径。如何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夏泽民：公共服务是否均等，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能力，二是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的问题，主要根源并不在于没有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首先，按照协调重大利益关系的要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建立城乡、区域、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其次，着力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形成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机制，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白瑾：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与公平化，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传统行政模式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对公共服务具有垄断性和低效性。垄断排除了竞争的可能性，破坏了竞争机会的平等性，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来控制实施。现代公共行政管理“市场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市场竞争机制和个人选择。通过重新审视和挖掘市场价值，淡化传统意义上公私界限，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弥补政府财力和能力的不足，使部分公共服务市场化，部分公共服务社会化公平化。职能转变是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技术保证。它保证以政府业务合同出租、公私之间的伙伴关系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化公共服务，在维持一定职能和服务水平的前提下，成为实现政府机构精简的有效途径。
坚持之四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构建“两型社会”使城市发展更具持续性
记者：使发展更具持续性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关键点。这实际上，也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您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刘进田：人要实现幸福价值，就要有物质财富，要有物质财富就要改造自然，但改造自然容易破坏自然，因此又要保护自然。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既改造又保护的关系。对自然只改造不保护人可能有灭顶之灾，而只保护不改造人则会陷入贫穷状态。现在的情形是改造自然的力度过大，而保护的力度不够。现在城市人鼻子闻到的是污浊空气，耳朵听到的是不绝的噪音，有空都想往山里跑，城市有了“城市病”。这要求我们要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记者：建设“两型社会”，西安应该怎么做？
夏泽民：西安建设“两型社会”，一是转变和创新发展理念，加强宣传教育，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推动各级干部群众树立“两型”理念，摒弃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谋求发展的旧思维，努力走节约型、环保型发展道路。二是实施“建设低碳城市战略”，把推广应用新型能源、发展壮大高新技术、文化旅游产业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建设低碳城市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坚持政府推动、规划先行、示范带动、公众参与、重点推进、循序渐进的原则，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打造低碳城市。三是加大投入保护秦岭、治理“八水”。于此同时，要以浐灞生态区为示范，加强西安城市湿地建设步伐。四是完善制度，制定符合“两型社会”建设目标的考核办法，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企业进行严格考核评价。
坚持之五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记者：为什么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是改革开放？
夏泽民：全会《公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就清楚地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阶段性和个别领域的简单调整，而是涉及“全过程和各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它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也只有通过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这也是未来五年即“十二五”规划期间的重大任务。
王诚安：“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未来才有前途，民族复兴才有希望。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改革也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协调推进。这就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力求取得最大的改革成果。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新的更多的改革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体制基础。
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记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发挥好市场“无形之手”的基础性作用、政府“有形之手”的关键性作用？
李义平：政府和市场一定不能错位。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创造吸引人才、激励创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推进改革和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千万不能代替市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就是有心要栽的“花”不符合经济规律，政府应着力于肥田沃土的创造，让“花”，让“柳”茁壮成长。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环境和激励竞争的体制机制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李程骅：调整经济结构，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是需要相互作用、配合得当的。调结构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调整产品、产业的结构，最直接的作用来自于市场。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应该把握好“进入”和“退出”的时机，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王苏喜：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进行适当的调控。当然在实践层面，这是一门技术，也就是说要厘清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边界，不太容易，很难拿捏。但不管怎么说，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个问题上，要警惕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的复辟。
本报记者 李晓莉采写整理 伊凡绘图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