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产业秩序变化、全球政治秩序变化的杠杆，它既是发达国家调配资源、调配秩序的一个杠杆，也是发展中国家期望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体系中寻找自己地位变迁和发展空间的一种杠杆。其动力之一在于产业集团的利益，新的产业集团，包括GE等能源、信息技术产业集团希望重新布局世界的产业链，重新构造世界产业秩序。
在这样一个气候问题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方式亟待变革、经济结构亟待转型。
气候问题推动发展方式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工业化？对此我们可能会有两种担心：一是担心在这样的世界秩序的重新构造、产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我国的转变不够快，从而失去了在新世界体系提升自身地位的良好机遇。对此，我们在4万亿元的产业振兴规划中，强调传统产业的同时，也对绿色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在“十二五”规划中应该有更大的变化；第二个担心是，在世界秩序转变中过早地迎合由欧美所倡导的绿色革命话题，并使我们在未充分工业化的基础上就过早地推动绿色经济，这样会不会反而削弱我们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竞争优势，减弱了工业化对于人类生活福利的提高，并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
客观地看，如果没有高度工业化、如果没有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绿色革命也是难以展开的。因此，在不断变化的全球产业体系中确立自身的工业化道路，正确的发展策略不是单纯地强调绿色革命，而是要强调加快工业化和推进绿色发展并重，强调推进工业化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同时加快，重视扩大传统工业产业和拓展新兴战略产业同时发展。
在这种两难选择的发展选择中，中国相对于其他一些小的国家就具有显著的大国优势，具有充分回旋的空间来实现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型。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就可以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经济结构调整、探索绿色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并率先探索绿色经济和低碳产业。同时，通过将部分工业制造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使工业化过程、人口就业问题的解决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得到解决。依托这样的大国优势，我国可以使工业化发展和绿色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相互渗透，来形成新的工业化模式推动国家的发展，并积极参与世界产业体系和世界体系结构的重建。坚持差别性的工业化道路，坚持梯度发展应该是我国未来值得提倡的发展道路。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实现绿色的城市化。毋庸置疑，当前我国所经历的最大的时代背景就是快速城市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的水平是46%，到2030年将达到70%，有4亿-5亿人口将进入城市，这样的一个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会带来巨大的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客观来说也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压力。
在气候问题的杠杆下，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就不可能再走这样粗放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一方面，碳排放限定的外在约束限制了这种城市化；另一方面，世界生态体系的脆弱性和中国生态的脆弱性，都不允许中国继续这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化。发展方式的变革要求我们寻找一种更加绿色的城市化道路。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