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媒体和互联网也是难讲的新故事中的一部分
问：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社会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您如何看新媒体的作用？
答：在我看来，现在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也是新故事的一部分，可以说，新故事比较难讲，部分就和这个有关。
在过去50年，美国出现了三场自由放任运动：第一次是1960年代，是左翼的自由放任。孩子开始反叛他们的父母，学生开始反叛老师、反叛权威；随着避孕技术的出现，夫妻之间也不再互相依存，离婚率上升，这也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自由放任。第二次是在1980年代，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了右翼的自由放任。这两种自由放任都比较远离政治：左翼的自由放任是个人主义的，和社会事件关系不大，被称为“我一代”；右翼的自由放任关涉经济，也远离政治。然后，“9·11”事件发生了，政治在一夜之间似乎又回来了，美国人突然感觉到要对全世界承担起政治责任，这让布什政府很容易就发起了伊拉克战争，因为在美国国内并没有碰到多少反对，他们放任新保守主义来操控政治。现在，美国社会又开始出现第三次的自由放任，它既非来自左翼也非来自右翼，而是来自处于社会底层、被相互隔绝、极其分散的个人，他们通过新媒体和互联网，导致美国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辩论水平变得很低，降低了大众的智识水平。
问：民粹主义会不会导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答：过去四五年的最大特征，就是新媒体所促成的这种民粹主义，这是一种新型的民粹主义。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电视网络，媒体市场也非常细分化，人们只追随与自己政见相同的媒体，他们表达意见的目的就是要听到相类似的回应，他们不想听到不同的意见，没有矛盾也没有对话，这使得社会的智识水平非常低，形成了一种“别管我”的状态。
民粹主义实际上被共和党人所把持了，共和党人没有自己的完整目标和规划，在美国形成了去政治化的群众参与。这使得奥巴马以及其他政治家都很难展开行动，因为社会变得分散化、碎片化，他们的公民对社会又是那么无知。可以说，现在美国人之间的互相联系非常少，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不过政治还存在，只是以非常民粹主义的方式在展开。
问：正像您所说，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在今天的社会，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可以在社会上扮演非常特殊的角色。但是，作为个体，他们身上也有所有其他公民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就像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名言所说的那样，这其中首要的事情是对社会无害。
（刘擎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