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利益全球化，在现有各国特别是贫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刚性结构没有获得根本性改变以前，危机的恶果更大可能是由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承担。
中国虽然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是，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与积累，产能过剩已经相当严重。与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相比，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粗放与低水平的，其中的关键是国内企业普遍缺乏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对外开放中，通过积极引进国际产业资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几乎世界上所有时尚新兴产业在国内都可以找到。然而，其中许多产业的发展还是停留在加工贸易水平，承担更多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的生产环节，即使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如汽车制造业，尽管中国出让了国内市场，核心技术仍然无法获得，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加工组装范畴。
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同样的市场开放其结果是不对称的。中国企业最终获得的只是来自厂商的生产订单，而跨国企业通过自有品牌占领的则是整个中国市场。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让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受损，一些跨国企业虽然在母国遭受了沉重的危机冲击，由于中国市场的占领，这些企业在中国仍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与好处。相反，中国过剩的产能却没有那么幸运，在发达国家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围追堵截中，产能的过剩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与被动，导致中国本土企业从现有的低端向高端生产环节的升级换代变得十分困难。与此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同样让中国经济进退两难。而无论是过剩的产能还是流动性，都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当然，今天的过剩流动性还与封闭的国内资本市场有关。在人民币汇率政府管制的经济体中，流动性过剩无法避免，长期积累的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少需要有数十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换取，加上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相对于现有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相当大。前期的股市大幅下跌挤出了部分泡沫，更多的泡沫现在集中在房地产市场。中国不差钱，但是，由于机制与体制的约束，这些流动性并没有按照人们的意愿进入实体经济，进入制造业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而是通过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形成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导致沿海地区中心城市营商成本的迅速抬升，传统的比较优势未老先衰，从而削弱了这些中心城市与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实体经济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面临内需不足的严峻挑战，后来WTO带来的出口拉动掩盖了国内低水平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中国经济出现了新问题：一方面大量的出口贸易顺差带来了国内流动性泛滥，人民币不断贬值，导致严重的经济泡沫；另一方面，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加之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的不断围追堵截，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呈现逐渐下降势头，出口拉动的力量不断削弱，两者的结合最终形成人民币国内贬值国外升值格局，极有可能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滞胀。需要指出的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国内低端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可以积极拉动西部经济的发展，解决国内区域发展日益不平衡的难题。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带来的资源配置低效，也可能会形成新一轮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与粗放。
中国迄今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与长远的。危机的直接影响主要集中在外贸领域与沿海开放地区，这种影响通过国际订单下降、国际资本减少与人民币持续升值，将国内长期掩盖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经济粗放、分配不公等问题重新暴露出来。现实还告诉我们，不论中国采取何种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都不会甘心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危机中崛起。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利益全球化，在现有各国特别是贫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刚性结构没有获得根本性改变以前，危机的恶果更大可能是由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对此，不能有丝毫的侥幸与幻想。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