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鲍宗豪 1949年12月生，
浙江奉化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兼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等。近年来，着重研究文化、文明与社会现代化。代表论著有《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权利论》、《知识与权利》、《科学发展观论纲》、《科学发展论》、《全球化与当代社会》等16本。
当前，在文化软实力成为我国不少省市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城市竞争力战略选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弄清：“文化强市”的重心是什么。是建设一流的标志性文化设施，还是夯实文化发展战略的社会基础。我认为，文化强市本质上要解决的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问题，要回答的是如何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选择“强市”的文化战略问题，如何在实施文化强市战略过程中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增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问题。
城市文化的全球视野
我们需要研究城市休闲生活如何顺应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如何将丰富的华夏文明资源通过“现代转换”，使当代我国城市生活适应文化全球化的需求。
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首先集中表现为利润高、竞争力强的网络服务业、网络文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其一，网络文化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部分，并对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该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主体使用的劳动工具由物品形态向电子形态转变，劳动对象由实物变为虚拟，人和自然空间的关系变为了人和数字空间的关系，生产力占有的劳动资料从实物变为了电子网络。其二，依托电信业与互联网，以低价位、高服务迅速崛起的手机短信息文化服务业——“拇指文化”产业，每逢节假日、特殊纪念日便“井喷”，成为业界创利的宠儿。其三，电子娱乐游戏业虽依托网络服务发展起来，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产业门类。
如果将依托互联网(即网络)高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产业作为网络文化服务业来统计，2007年江苏省网络文化服务增长61.42%，山西省网络文化服务增加值增速达到36.4%，湖南省网络文化服务比重由 2006年的 1.6%提高到2.8%。网络“高技术”含量的背后是“高文化”，“高文化”的实质是知识经济时代高智商、商品味、高消费的需求在文化上的反映，进而刺激“高技术”的开发以满足“高文化”的需求。
英国及西方各国大多数文化研究者，一般都把“大众文化”当作“流行文化”的同义词。从流行文化的意义上说，西方的大众文化不仅在全球影响广泛，而且已经完全市场化。
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市场化表现为：一是“时尚化”。时尚是大众文化中一个比较核心的范畴。时尚是一个多元的符号体系。服饰、饮食、汽车、体育运动、流行歌曲、影视等等，无数的载体符号将时尚印在语言系统上，显现为一个流动的多元的文化群落。二是“休闲化”。随着科技发展、生产率的提高，一个人一生用来工作的时间已由19世纪的50%下降到20世纪的20%。工作时间的减少，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因此，我们要研究城市休闲生活如何顺应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特点，如何将丰富的华夏文明资源通过“现代转换”，使当代我国城市生活适应文化全球化的需求。三是“狂欢”。发端于2005年的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涉及面之广，参与人数之众，节目收视率之高，参与手机短信投票观众之多以及情绪之狂热，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大，可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每一场节目都掀起全民狂欢。后超女时代湖南电视又以“雷文化”打造“媒介奇观”。
同时，全球文化发展还呈现人本化倾向。全球文化发展的“人本化”，本质上也是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价值的种种缺失而倡导的回归自然、回归人自身(满足人的需求)的“人本化”。文化全球趋势中的“人本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理念，如对历史的重视，并采用诸如建筑构造、建筑符号、建筑比例、建筑材料等历史建筑的因素，以增加城市建筑的文脉性，注重人、建筑和自然的关系，凸显城市建筑与空间的人性与情感；二是当今的一些世界文化大城市，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都关注自己的人文品位、人文魅力、人文精神。如纽约、伦敦、巴黎等，都是人文城市，有自己的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城市，纽约拥有在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交融中形成的多元文化精神，这是纽约城市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伦敦，以理性与自由为特质的城市人文精神，不但是英国民族精神的缩影，更是带领英国人文精神发展的旗舰；巴黎人以无与伦比的自信以及敢于冒险敢于创新闻名。巴黎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是巴黎城市的基本素质，又是巴黎的人文精神。
最后，全球文化的生态化集中体现在以下两大层面：一是城市规划与人居环境的生态化趋势。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最早由希腊学者道萨严迪斯(Doxi-adis)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 1976年、1996年联合国第一次、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的召开，对城市人居环境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又称城市高峰会议，加深了人们对城市和城市化的认识，界定了城市人居环境的概念。二是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自然遗产加以保护，这是从人文层面体现的世界文化的生态化。日本最先提出了建设“遗址公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遗址公园”模式的出现，虽然有来自公众对旅游业发展的要求，但更深的社会背景则是社会对古代环境的向往和对本民族历史的关心。通过遗址公园来复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典型范例，既满足人们“回归自然”的愿望，又提醒人们关心和爱护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
我们说“文化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要警惕当前全球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21世纪初以来，全球文化霸权主义借助信息与传播的优势，日益主导世界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美国文化批评家萨义德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把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揭示了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上述文化全球化趋势中呈现的新特点，是21世纪中国确立文化强市战略的重要背景。但是，如何以文化全球化为背景形成一个“文化强市”的战略？关键是要解决好文化强市的战略选择问题。文化全球化既为一个城市文化战略的选择提供了客观背景，又为一个城市科学合理地确定文化强市的战略定位、路径及其策略提供了可能，即为一个城市在科学合理地确定文化发展战略，进而在文化全球化中胜出提供了可能。任何文化的“强市”都是生活于一定社会时空范围内的人们对文化“强市”的选择。因此，文化强市战略的确立还必须要以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为基础。
城市空间的现代反思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实质上是反思西方城市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城市社会之后，反观城市空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文化强市要“强”文化产业，但更要“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软环境”。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一种“软实力”，但还不是“软实力”的全部。从城市“软实力”与“软环境”相对一致的意义上看，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社会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为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均衡、协调的发展空间，又能为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保障文化权益提供公平、公正的空间。只有形成了城市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和谐发展的社会空间，才可以说该城市在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提升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方面走出了关键性一步。因为城市空间并非纯物理的安排，常常体现了生活于城市社会空间中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战略规划和选择。离开了对城市社会空间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常常会流于形式，或只是一种“理想”。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必须探讨文化强市的社会空间，必须把城市社会空间当作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实现可持续推进城市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战略的社会基础来认识、来规划。
城市空间结构由各构成要素在城市地域范围内的有序分布和组合而形成。城市的一切功能活动都是在各类基本城市物质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各要素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也就带来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类型。
20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它是应用古典人文区位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观点和学说。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学说，一是以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 E.W.伯吉斯等人为代表的有关城市生态的“同心圈理论”；二是以C.H.霍伊特为代表的“扇形理论”；三是以C.哈里斯为代表的“多核心理论”。这些城市空间理论的贡献在于从经济的视角来探索城市空间的结构，但并没有将城市空间的研究与阶级、种族等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也看不到地理学政治的影响，当然更没有涉及城市空间的性别视角。
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提出了“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与“国家化空间”三个层面的空间分析理论，同时更聚焦于“社会空间”的分析，进而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提出了“第三空间认识论”的观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方空间”(Spaceof places)的概念。种种空间理论的思考大致有两种向度：一是把空间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示、被解释；二是关于精神的建构，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正因为如此，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又运用“间性空间”理论考察纽约、伦敦等城市文化的混杂现象，或提出城市空间重构理论。
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空间转向”，及其对“空间”的反思不仅体现在城市设计、城市建筑、城市地理等学科中，而且对城市化、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产生一定影响。我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城市空间的反思，实质上是反思西方城市在经历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城市社会之后，反观城市空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列斐伏尔、卡斯特对“社会空间”、“流动空间”的关注，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的分析，实质上给正在进入(或将进入)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提了个醒：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空间分化问题，更要重视在规划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布局文化产业园区时，从城市发展的战略层面，从城市市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文化权益的社会空间视角，对城市紧张的物理空间进行战略布局，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可持续地推进城市的文化产业和社会文化事业。
重塑城市社会空间
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城市主义，初衷是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引导城市核心价值的发现，恢复传统的城市魅力，建立适宜居住的真正的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到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已达到44%左右。在快速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首先是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分化。中心城区和郊区虽是城市地理空间的区分，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心城区与郊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的是不同族群、不同人口素质的差异。我国的郊区的城市化虽然改变了“传统郊区”(即基本以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状况，但是，中心城区仍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具有郊区无法相比的重要性：中心城区是高利润率产业与高收入社会群体的首选之地，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仍远远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产业密度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密度都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综合性功能也是郊区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低收入社会群体特别是外来人口主要滞留在城市边缘的郊区。
其次是城市空间的贫富分化。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以豪华别墅区、高级公寓区和高标准小区为代表的高收入居住区；以安居工程和经济实用型小区为主体的中低收入居住区；以旧城衰败街区、经济效益差的工厂企业单位旧有公房、自建简陋房和政府新建廉租房为代表的低收入居住区等。针对这种城市化现代进程中社会空间的分化现象，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关注社会空间重塑问题：
一是城市人性化空间的重塑。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城市建立在适应农业文化的土壤之上。但是在传统城市街区的空间设计中，非常讲究街区空间的收放，它体现出古人对于空间的丰富多变性的追求。街道的宽窄的处理，在人们向前的移动中不断地调节着人们的视线和心理感觉。传统的城市街区中，道路两侧建筑物的凹凸不平实现了视线的跳动感，别有韵味。
但是，现在的城市街区，似乎已很少看到这种收放互换的传统空间布局了。笔直的水泥路两侧，仍是笔直而整齐的建筑物，高低参差，毫无美感。站在街的这头，整条街可以一览无遗，一直看到街的那头，也更不用说像切蛋糕一样条条块块的千人一面的居住区了。从目前的中国城市看，汽车道、停车场、步行道、广场、绿地、游戏场、运动场、花园等公共地段成为禁入或不适宜活动的空间，与社会交往不甚相宜的空地、公共空间的意义被扭曲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汽车社会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城市的空间结构。汽车社会化一方面是由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单位、族群加入汽车社会而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以汽车的社会化空间拓展为本。
同时，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新兴起的大量的房地产楼盘，对新型楼盘小区的居住者来说，具有某种空间占有性，可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是一个个的封闭式空间，这种封闭的空间越多，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空间就会越少，这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建设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二是城市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的重塑。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它不同于过去的城市时代，而是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新的城市世纪、城市时代。针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弊端，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城市主义，初衷是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引导城市核心价值的发现，恢复传统的城市魅力，建立适宜居住的真正的社区。它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并与新经济时代各种要素相结合，重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邻里社区来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模式。新城市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思想，应成为21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更科学合理地重塑城市社会空间、构建和谐城市社会形态的一种重要借鉴。
三是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价值重塑。在群体认知层面，对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认识与评价是人们对城市的个性、地域文化、环境文化整体的认知与评价。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然而，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变化中，恰恰体现着该城市市民满足文化需求、享受文化权益的状况，反映着该城市市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巴塞罗那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合理布局，以重构公平、公正的城市社会空间。巴塞罗那公共空间政策自1981年开始实施起，得到了历任执政者和规划师的贯彻和延续。在30年的时间里，持续改建和创造了450多个社会公共空间，这种持续的城市发展政策，保证了城市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同时，巴塞罗那社会公共空间政策包括了对整个城市的关注。在所有的街区都开辟公众活动空间，郊区和城市，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都获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彻底落实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品质和景观环境，也有效避免了由于旧城改造和更新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
总之，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要以“人性化”空间重塑为核心，以社会空间资源配置的中性化、均衡化为途径，在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发展城市空间社会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既能促使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能保证社会文化事业繁荣、满足大多数市民文化需求、保障大多数市民文化权益和谐共生的社会空间。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的构建，不仅将为城市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而且将成为城市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软环境”品质的战略空间。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