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毛钱处方”载不动许多愁

2009年12月24日 07:10   来源:西安晚报   陈一舟
    时刻为病人着想,是个干干净净的医生——这是报道中有病人对于这位女医生的评价。如果不能“为病人着想”,想来她也做不到“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自然也就不至于“一家三口18年来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读大学的儿子,至今还睡在阁楼上。老家的人到武汉,一家三口要挤儿子的阁楼,把床让给老家人。”

    “两毛钱的处方”原本是正常的,因为医生就该“花最少的钱让病人治好病”,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进一趟医院少则一百两百,多则数千上万,获得“两毛钱处方”的治疗,确实很少见。

    而这,正是“两毛钱处方”引起舆论感动和共鸣的关键所在。不过,“两毛钱的处方”其实与医德无关。公众最反感的,当属医生收红包、吃回扣等“趋利”泛滥现象。在群体性价值趋向的反衬下,这种“替病人着想”的医生自律感太过稀有,是故“两毛钱处方”才被无形中上升到了道德标准的高度。

    出于对医德沦落的焦灼,“两毛钱处方”再一次引发人们对于医德回归的深深期许。但不管我们怎样去褒扬“两毛钱处方”的高风亮节,也难以产生太大的辐射效应——只恐“两毛钱处方”载不动许多愁。单凭个体微薄的道德力量去试图扭转,恐怕无济于事。

    医德缺失,制度不能缺失。再不对当下的医德异化予以整肃,“两毛钱处方”成为最后的绝响,几乎是一种必然。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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