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承诺将在1月9日起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目前，各地正在为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作准备。时至今日，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且囿于相关部门政企不分、烟草涨税不涨价、烟草文化难以改变等原因，禁烟道路依旧任重道远。（1月9日《山东商报》）
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周年，中国的控烟成效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到现在，正面临着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迷局。对于控烟遭受的重大挫折，坊间舆论已经揭示得足够清楚，譬如利益集团掣肘，立法缺失，烟草文化强盛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控烟道路上难以逾越的“拦路虎”。除此之外，在我看来，一个更加顽固的“拦路虎”也正伴随着控烟进程呼啸而来，它就是那种互相交叉验证，并不断自我强化的“烟控（禁）不了”的社会心理，不妨可以称之为“控烟不可能论”。
“控烟不可能论”肇源于漫长而滞重的控烟进程，控烟的失信和挫败，是其茁壮成长的营养来源。及于今日今时，这种论调已经获得了丰沛的土壤和足够的自信。坦率地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大众，都不免成为它的俘虏。说到底，这就是“经验论”的胜利，是对于现实情境的屈服，更是对于屈服本身的屈服。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就这样了，能怎么着？
这种论调四处流传，贻害无穷。一旦成为一些官员的内心真实想法，难免在控烟诚意和意志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这又会丝丝入扣地反馈到社会大众那里，成为其藐视控烟令的“合法性”来源。
无可否认，控烟的阻力是真实而巨大的。对于政府来讲，能不能克服“控烟不可能论”，直接决定着控烟的拳头是虚晃一枪还是真真正正的刺刀见红。其所作所为，也将决定社会大众对于控烟令是继续只当看戏，还是转而充满敬畏。
我认为，社会心理的重塑，并非想象的那么艰难，只要政府言必信行必果，控烟令取得“禁酒驾”式的社会效果，并非不可能的任务。至少要比当下这种放任自流的形势要好得多。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