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出炉的《关于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发展状况的调研》(以下简称《调研》)，也许会让公众对农民工群体重作审视。团市委与上海青年研究中心在对百余青壮年农民工调查后发现，64.4%的新生代农民工来沪务工动因是非经济因素，大大压倒经济取向的比例；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一群体来到城市打工的目的已不只是挣钱，更要寻求人生发展，甚至筑起“城市梦”。
这让人很容易想起前不久走红网络的那首《春天里》。29岁的刘刚、44岁的王旭，两位当打之年的农民工用并不精致的声音吟唱属于他们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几乎是一夜之间，受感动的人们意识到，这个社会底层的群体也有诗意的美好。但毕竟不是每个农民工都有机会登上公众舞台，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刘刚、王旭。对于那些平凡的大多数，我们是否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又有什么念想？
无论宏微，今天城市的营建与发展乃至整个城市化进程，都凝结着农民工的付出、汗水和辛劳。而在助力城市化的同时，农民工群体从肉身到精神，也经历着从农村到城市的游移。这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过程。《调研》指出，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进城务工的目的也只是相对单一的“挣钱”的话，今天已经充分活跃的新一代农民工，一样拥有明晰的目标，却要处理更为复杂的精神课题——与乡村渐行渐远的他们渴望城市接纳；但与城市间保持始终的若即若离，却使其一直“在路上”。
数据亦可为证：77.5%的来沪新生代农民工表示爱上海，超过半数还想做一个“新上海人”；但认为自己在现实中已成“新上海人”或者“半个上海人”的，却不足40%。他们有憧憬，却又感受着身份的迷失。有受访者直言：已不是“农民”的自己也没有成为“市民”，“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族。”
不能说我们的城市对农民工无动于衷——这些年，从政府到民间对这一群体的关怀举动绝不算少，政策制度也时有更新，《调研》里逾六成的受访者就认为自己“虽然苦点、累点，但很有奔头”。但叹息声却又真真切切振聋发聩，让我们不免反思。
陈寅恪先生治史，有“了解之同情”说。若借其比附对待农民工之情之事，其实也是通的。现有的努力停留于满足温饱、提供安顿的层面，动因多是一种善意的同情；而其背后对这一群体的深刻了解，乃至如陈先生所言设法“处于同一境界”，却付之阙如。因为作为城市人的我们在精神层面中努力建构诗意生活时，还没有习惯将农民工纳入我们的群体。这群人也会用手机播放歌曲，也喜欢上网寻找知己，甚至时常在书店里捧书细读，尽管服装未必整洁，姿态也不算雅观……当我们对这些景象习以为常时，有多少人读出了平凡背后同样真实甚至诗意的向往？
略有年岁的读者兴许记得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一部小说，名字叫《你到底要什么》。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询问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是自问——的问题。我们不需要等待下一份调研报告，也不需要期盼下一对刘刚、王旭。我们只需在日常点滴间思考：他们的需要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唯有真的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才真正为他们做些什么。
若是如此，那个广为人知的作文题目大概便能成立了：“他们”，终将变成“我们”。其实不对！“他们”本就是“我们”。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