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与政治力都不利于G20就恢复全球经济平衡达成协议
● 1985年标志金融意义的广场协议，令日本及各国妥协的磕碰发展至今
● 各国各自为政的利率新政引发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货币过余或不足的更大差异
● 中国不依然在进行全民的“招商引资，出口创汇”、依然在堆积庞大的外汇储备……
承蒙中国在金融海啸后近三年来首次调高利率，G20国集团会议将就恢复全球经济平衡发展达成大妥协(grand bargain)的臆测，更是人心所向、全球瞩目。目前，日本、韩国、泰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出手干预汇率和资本市场；人民币应该会随中国升息而升值，而人民币汇率正是大妥协的重要成因之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美联储的缩写)在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时透露出将“有所节制”的风声，或许表明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条件交换——中国很担心美元继续不停的跌下去。中国与美国之间，不管是人民币升值，还是美元不继续历史贬值等等等，都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协议来大家共同遵守。 也许真有全球更大的什么要事正等待G20峰会来酝酿、协议和解决。如果G20会议不只是夸夸其谈，能聚集各国领袖们的高度惊人的智慧，而是对损害全球经济的经常帐失衡开出一帖药方，那么它将改写朽掉的历史。但现在是，全球第一国际货币的主宰者美国，能放下美元自布什时期就开始的贬值吗？中国能根源改变它的发展模式吗？高收入国家能象新加坡那样硬挺美元而坚守原有的货币价值吗？金融海啸之后富国与新兴国家怎样在货币上采取一致的步伐？G20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组织，各国都带着自己国家的目的而来，大家各国的利益怎样一致？
A、G20怎样共识？
这就是历史的麻烦所在。1985年9月签署的广场协议被视为全球经济协作的典范，当年签字的五个国家就有不同利益。当年美国处境和今日类似，都面临国内的强大压力要求政府通过压低美元汇率来削减经常帐赤字和增加制造业就业。当年的日本和西德同时坐拥庞大顺差，或许希望维持弱势汇率带来的竞争力优势。但是，它们至少认识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最终签署了这份让日圆和德国马克汇率飙涨的广场协议。但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却看到了“广场协议”对中国的巨大恐惧，说是当今日本的衰败来源与“广场协议”，其实日本就根本没感觉到来自中国的这种切肤之痛。中国、一党执政的共产党怕被人装进“口袋里”，更怕遭人“暗算”，因早期的共产党就是靠“暗算”起家、壮大起来的。在今日全球，怕阳光的社会更可怕，更可怕权力不再阳光下运行——61年的中国依然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中国怎样建树一个融于全球世界的“法制国家”？
对比之下，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G20要大得多，是一个颇为不同的组织。的确，G20不同凡响，尽管没有任何合法的“游戏规则”，却一诞生就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最主要的国际经济政策论坛，成为一种全球不成文的国际“共识”。在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期间协调各国经济刺激政策，为其赢得国际场合一致的赞誉。但G20怎样继续走下去？要不要当然的游戏规则？怎样继续走下去？这是G20需要重大建树之根源。 作为G20中实际上的二号成员国，中国很在意美国的政治主导的敏感性。但正如中国领导人屡次强调的那样，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创造就业以保持社会稳定。而这种稳定，其根源是其“法制国家”的源头建设，而不大可能是G20如何达成的“共识”所及。 中国是一个不愿冒险的威权国家，往往把本国、本党的利益放在全球各国的利益之上。有认为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失败的结果，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在当今，金融海啸后全球尖端的汇率政策上，中国的立场更是审慎和渐进主义，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方向所离异。没有“法制国家”建树的中国，是一个危险四伏、困局无限的风险极大国家。 此外，中国从“广场协议”中汲取了深刻教训是：该协议签署后，日元升值，同时日本采取赤字支出和宽松货币——全球最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催生了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当泡沫破灭之後，日本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和实际上的通货紧缩。与其说近25年日本泡沫，倒不如说25年前的激进；日本宏观大略的成长和崛起，是全球各国有目共睹的，近1.3亿人的日本，创造了全球最快、由穷到富的大变到质变；是中国最应该学习的增长方式，就是日本那种，最简洁、最节约、最环保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美国那种的大放、大开销发展模式。
B、中国与全球分歧
中国的各级最高“领导人”，本就不会面临着全国公民权力的“选举”问题，不过若要和美国财长盖特纳签署类似的妥协协议，也会面临强烈的反对。中国要不要融入世界，达成一种各个国家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这是全球都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Harold James说：很明显，日本泡沫及其破灭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1985年的货币、财政政策和“广场协议”，连日本自己也不这样看，中国岂不是杞人忧天吗？不过，这是通过国际努力解决持续经常账盈馀最具有戏剧性的一个例子，这个事实给当前关于如何恰当应对中国经常账盈馀的辩论投下了历史“前车之鉴”的阴影。
害怕、拒绝“广场协议”，那么只能在今日展开各个国家间之间的汇率混战。过去“广场协议”后的二十五年经验确实表明，很难通过设计国际机制的某种方式来改变政策，借以修正经常市场、汇率表现的失衡。美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不是一种广义上的国际货币，没有任何国际义务可承担。既然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它的利益当然是这个国家，想要美元为世界各国的利益而做出一些牺牲，怕很难、也无法办到，更没有国际环境下的这种可行机制。
1978年G7波恩峰会施压西德和日本，要求两国通过扩张财政政策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结果只是导致了通胀，也间接导致了西德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下台，致使日元成为全球最坚挺货币20多年。过去的经验显然历史的表明，需要采取一种更高明的方式来促成汇率调整、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而不是通过施加巨大压力。由于富国与新兴国家的财富根源、堆积不同，而现在“更宽松”的货币策略，令到新兴国家市场升值、货币泛滥成灾、一发而难收。而没有任何“游戏规则”的G20，又怎样调节这富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财富距离、货币差距、利率不同？
更有甚者：调节“中国特色”，有异于世界各国G20之外，这到底有多大可能？
C、IMF的举世警告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导的双向政策评估，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实务层面上，IMF能够对美国或中国发挥多少影响力呢? 要让中国改变经济成长模式，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且中国的增长模式全球独一兀立。就是说，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从根源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治布局和国家体制，而这种政治布局又与重点扶植沿海出口导向、“特区”功能制造业、重视投资胜过消费的作法强烈挂钩。
“在中国和其他顺差国家，就像逆差国家的情形一样，调节平衡意味着对经济、乃至于政治及社会的重心作出根源性的改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effry Frieden指出。Frieden认为，人民币争议愈演愈烈，是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并且将深化的国内与国际冲突的缩影。他认为，各国政府可能会将关注重心转向国内，因为选民对国内事务的关切更甚于全球经济合作。为什么，中国又何以不关注一下国内的民生、让中国公民的生活上一个新的高台阶？
在全球今天——2011到来的基本面上，阻止“流动性”泛滥（美、日都在极力放大货币流动性）和加速“人民币升值”，有一样举世双重的尖峰艰难，因为这是当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的较量。这就是10月22日G20财长韩国会议及11月11-12日首尔峰会的重大任务。据世界银行估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贸易衰退的2%可归咎于保护主义升高，相比之下，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所占比例则高达约五成。但这并不表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不论全球产业链有多么发达，也不管中国崛起多么宏伟，还要不要G20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未来问题。
和1930年代一样，“大萧条”造成全球经济活动崩崩溃，每个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灾难性后果，美国、中国、世界各国几乎无一幸免。第一次全球金融海啸也是如此，只不过没有象1930年代那样继续肆虐、洪灾泛滥下去，但这种洪水猛兽不是不会再来！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