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的春天，伴随着房价的一路飙升，“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悄然成为在这些城市年轻白领热议的话题。房价日高、交通拥堵、生活成本高昂、户籍限制而带来的子女就学困难，无一不成为闯荡北上广的白领逃离的缘由。然而，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向大城市集中的情况下，逃离北上广也恐怕未必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如意，讲求人情关系盘、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小地方能有那么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吗？
近日，一篇《北京市房价高交通堵几乎没有人愿意真正回老家》的帖子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说的是一群在京工作的外地白领的同学聚会，尽管都在抱怨北京堵车、房价高、空气差，不如离开北京回老家。但离开北京的却寥寥无几。尽管房价高、交通堵，大家还是拼命加班工作，咬紧牙关买车买房。而且，一些曾经逃离北上广的白领在经历了回乡的幻象中，发现但是家里没有机会，没有公平，一片混乱，回去干啥，还不如这里，靠自己还有口饭吃……。
笔者认为，这种都市白领“难逃北上广”的尴尬，背后反映出的是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日益向大城市集中的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资源在向大城市集中的同时，和小地方更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这种状态，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出现了。首先，在那个时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各省属、地属、县属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纷纷改制下岗分流，不是卖给私企，就是安置职工后解散。让紧缺的就业机会更少。其次，始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可调控的财力也相对削弱，但同时事权并没有减少，地方财政开始捉襟见肘，一些市县地方还出现县财政都出现了发不出工资的现象。还有，90年代后期的金融改革，四大国有银行县级支行的贷款权的悉数上收，全国中西部多数县级的国有银行都成为“只存不贷”的存款行，多数金融资源被这种垄断性的机制抽调到沿海和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这种垄断性的金融体制，事实上对小地方造成了一种“抽血”的机制，金融资源都被抽调到北上广，在这种此消彼长的作用下，中西部小县城靠什么发展？更谈什么就业创业？
现在我们说到的城市，印象里几乎就是北上广等大城市，小城市、小地方的声音几乎听不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的时候，网易派出了四名知名记者，按照奥运火炬传递的路线，对全国113进行了采访，后结集出版为《百城记》。在该书中，不断讲到的故事就是，除了二三线城市拆迁，当地政府搞“土地财政”带来房价高涨，就是小地方年轻人就业的尴尬。“除了吃财政饭和进当地垄断国企，年轻人鲜有像样的就业机会。”一语道破了中国小城市就业的尴尬。北上广的都市白领可以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逃离，但是，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在一个故乡早已沦陷的时代，那些逃离了一线城市的人们，又将如何逃离家乡的现实积弊？
其实，中国城乡差距开始出现大的分野，从民国时代就开始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有效维持了城乡差距不至扩太大。但这个均衡从民国被打破了。以往，都是官员告老退休，回到家乡。这是一个循环，资源、人才都会转回原地。清朝晚年以后不转回去了，官员世代住在城里，越大的官住得越远，家乡一层一层的土壤被刮掉。建国以后，由于政治权力的集中，更加剧了这种方式。他认为，北京现在的巨无霸发展方式是不对的，资源过多集中在城市。
许倬云认为，西方城市化也经历过北京的情况，但从二战后，开始矫正。例如，美国最近二十年来，形成城镇发达，城市萎缩。整个国家变成大的城市，用快速交通和道路来完成这个联接。尤其是欧洲的乡下看，看不出是乡下，生活水平跟城里一样。
尽管近些年城市化发展迅速，在大城市能享受的服务，如今在许多中小城市也能找到。再加上房价较低、交通不堵等令人羡慕的优点，本该很具备吸引力，为什么人们仍然要硬着头皮往大城市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回老家干什么”。如果中小城市也能提供良好的就业或创业机会，能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和相应的待遇，相信北上广不是一种“逃离”。但现实却是，我们有一个单一中心的权力结构，城市化就是由政府这个权威来主导，并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因此，中心城市几乎集中了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包括就业资源、创业资源，小地方沦陷实在是在所难免了。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就公开建议，废除“重点发展小城镇”这种不符合我国城市化规律的方针。这更是做大做强大城市的另一个版本。
因此，各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机遇的不平衡。为何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北上广，因为这是对于资源追求的理性选择。因此，白领逃离北上广，充其量是一次悲情的逃离。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背景的青年来说，北上广尽管人情冷漠、交通拥堵、房价畸高，根本没有什么让人迷恋的东西。但是，就算它无趣，但至少它还能让你生存，而且还有一点可以选择的余地，除此之外，还能去哪里呢？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早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