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这本书记录了季羡林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16日共74次口述的内容。最后一次口述，距季老去世不到一个月，算是老人临终的话了。
能看出，这些口述基本是原始记录，作者可能删除一些不便发表的内容外，大多是原话呈现。可能因这个原因，书中重复的部分颇多，对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儒藏》等很多人物或问题都反复涉及，却未见深入。这可能是一个近百岁的老人比较真实的思维状态，心中纠缠了很多问题，真要说起，已无力作连贯的记忆和思考。所以谈话是碎片式的，话题往往也转移得很快。季老虽有做口述史的愿望，但过高的年事已让他难以完成这样的重任，他自己也说到“脑子忽然就卡壳了”。在我看来，这本书如果叫《与季羡林先生闲聊》或《季羡林先生闲聊录》，就比较名符其实了。
这本书虽谈不上是口述史，但对很多传闻还是做了澄清和披露。如在谈话中，他表达了他对想做“帝王师”的学者，一直保持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清醒和不认同，即便近百岁了，说起“帝王师”依然是满嘴的不屑。不过老人的有些话语的重复很有价值，比如他屡屡从“祢衡骂曹”谈及中国“士”的精神。他说：“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我佩服的就是敢顶，敢顶是中国的士。中国的士，是任何语言翻译不了的，士可杀，不可辱，士跟中国这个侠呵，有联系。”他一再说，自己最想写的两篇文章是谈中国的“士”和“侠”，他认为把“士”翻译成“知识分子”太浅薄了，认为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骨气。
可见，季老在晚年还一直在沉思“士”所代表的“道统”，这里的道统就是指真理世界。孔子说“士志于道”，在儒家看来，“士”所是“道”的承担者，明道与行道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一直认为知识分子个体的人格尊严，体现的就是道的尊严。季羡林所佩服的梁漱溟和彭德怀，都是孟子所说的“不召之臣”在现代的化身。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强调的也是季羡林所说的硬骨头。
季羡林所强调的“士”的精神，包括儒家很多有价值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常识，在《孟子》中其实有更多的论述。但奇怪的是，季老却一直认为孟子不是个思想家，认为孟子讲的不过是“仁义”二字。最后季老承认，他“对孟子没有研究”。从这些对话也可看出，季羡林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很少，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可能更多的是与印度文化相关的佛教文化。但他晚年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以“士”为代表的儒家的思考中，这种心理轨迹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按季羡林的学识，会天然地反对“国学”这个提法的，这也是他晚年要摘去“国学大师”称号的一个基本心理动因。只要了解“国学”历史的人便理解，这个概念的诞生，暗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已被西方文化边缘的命运。这两个字，其实代表的是对于“西学”的抗争史。季羡林提出“大国学”这个概念，目的是为了否定“国学”这个提法，绝不是想说一个新概念。然而，这本书却偏偏选用了季羡林最不愿用的“大国学”三字作为书名，只能说是这个时代的诡异之处。反正季羡林先生也无法反对了。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