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4月21日深夜，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出错的ATM取款机旁那个疯狂取款的保安许霆，到2010年8月1日，那个在接连“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监狱”后踏上故土的假释罪犯许霆，足足4年3个月又9天。许霆的父亲许彩亮至今仍不服气。他说，儿子虽然出来了，相关法律的空白仍然让他“非常遗憾”。
但是许霆本人不认同父亲说法，称自己很知足，父子俩一见面就“掐架”。别说是案件的两大主角意见不统一，笔者曾亲眼看见，几个知名法学教授在饭桌上曾就许霆案争得面红耳赤，几近动手。看上去是“一个人的战斗”，岂料是给中国司法界出的一道巨大的难题。
有很多人甚至媒体把许霆案的改判归功为“民意对司法的胜利”。其实不然，对许霆案本身来说，法官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各种方法精巧地解释法律，尽可能地得出合理的结论，而批判甚至改写现有法律不是法官的任务。
11年前定下“盗窃金融机构罪”的时候，银行的ATM机还是个稀罕事物，数量还不到现在的1/10。一著名法律学者调侃道，当时立法者可能想象，盗窃金融机构罪是指月黑风高夜，江洋大盗入室抢劫、溜门撬锁等。谁会想到今日人人都会面对一个“吐钱机器”，万一出错多吐了几块钱，也会被控抢银行？
司法不可以被所谓的民意所胁迫，对于孙志刚案、邓玉娇案乃至何鹏案和许霆案，我们看到司法体制的自我矫正和理性回归，这才是最大的进步。被称为云南许霆的何鹏回家了，是司法的进步，许霆假释了，也是司法的进步。纵观《美国量刑指南》，自1994年至2008年便修改了28次，年年修订甚至多次修改。一方面有步骤地加速修法势在必行，但是在急剧现代化的中国，让讲究权威稳定的法条，今朝为云明朝覆手为雨，显然也不可能。这就需要调动法律界“以案释法”的智慧。
公众大可不必泄气，法律其实就是在“严格”和“灵活”之间找平衡。许霆案，何尝不是一堂法治课？4年的时间上了这堂课未尝不值。我想，第二、第三、第N个许霆冒出来的时候，法官不会“抓瞎”，公众也不会“群情激奋”，因为许霆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活的标本。
许霆回家了，中国的法治犹在不断进步的路上。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