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
读了这则消息，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在近日召开的“2010年检察举报论坛”上，有专家认为，我国对举报人的保护在立法领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疏漏。这是当然的。因为从保护举报者的角度看，我们确实在立法上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归根到底就是要做到，一旦发现有打击报复的，立马动用法律武器予以严肃查办。
但是法律又不是万能的，目前这种“大面积”——70%举报者遭打击报复看，除了加强“立法”，而且还得从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去努力寻找症结。平心而论，举报者遭打击报复，首先在于“举报身份暴露”。那么这个“举报者”怎么会让“被举报者知道”的呢？当然不排除是被人“猜想出来的”，但更多的却是有关人员的工作方法或者少数人的透露所致。“工作方法”是能力水平问题，“透露”是思想作风问题。
先说“工作方法”。现在不少“受理部门”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对不署名的举报信是“可查不可查”，“一般的不查”。为什么？据说，一则工作量太大，二则防止诬告。这就使得一些“正义感极强”的人，在不得不举报的情况下，才“冒险署名”。这样的“署名才查”，恰恰提供了一个“遭打击报复”的可能性。倘若能做到“来信必查”，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举报人就不必署名了。而且不署名也有人认真查，其实还可以使有关部门在更大范围内获取“举报信息”。然，我们的有些机关(单位)却不愿意这样的“更大范围”，这又是为什么？
再说“透露”。这个“恶劣做法”是很难界定的。常言道“听话听音”。有人举报自己了，只需“知情人”稍稍透露一点(话音)，便可“心中有数”了，用不着“指名道姓”。因此，即使是有法律管着，甚至有录音机放着，也难以阻止这种“透露”。
回过来说说“隐性打击报复”，因为“知道了谁举报”，才会有各种报复。为什么说是“隐性”？并不是“看不出”，而是“抓不到把柄”。这既是一个对“打击报复”的判定标准，也是一个“主观作为”的问题，即我们的有关部门对举报人提出的“遭打击报复”申诉如何“作为”的问题。如何作为？那就是“有报必查”。而现在的通常做法是“请遭打击报复者拿出证据”。这个证据拿得出吗？为什么不能“举证倒置”？即上级部门完全可以让“遭打击报复”的当事人所在单位“相关人员”用事实证明“没有打击报复”。倘若有关部门这样的“作为”能成为一种惯例，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震慑那些行使“隐性打击报复”的人。
正如有关专家认为的，总的来看，现在还没有在法律层面明确国家应当向举报人承担何种责任，没有明确举报人和受理举报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没有突出以保护举报人权利为原则的系统的制度和程序建设，有关规定或失之于原则和抽象，或失之于分散和凌乱。笔者认为，倘若既能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深化，同时在执政建设上也进一步强化，那么对举报者的保护就一定会大大奏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