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人们开始议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思路。各条战线正在热烈展开的上海的未来中期发展目标和战略讨论，引起普遍的关注。
2009年以“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如今的发展重点落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被认定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转方式”的必要性重要性显而易见，从上海的发展来看，尽管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在GDP总量中的占比达到16.4%，处全国领先地位，但科技的研发支出2009年为GDP的2.6%，明显低于北京同年此指标5.2%的水平；工业中制造业的贡献卓著，但重化工业的分量高达78.1%；第三产业的比例上升到59.4%，超过市九次党代会所预定的到2012年达到55%的目标，但其中房市、股市的“贡献”偏重。上海经济结构的孰轻孰重，人们可以一眼察觉。
上海转方式的讨论，各方人士贡献着不少智慧，有关综合部门正在密切汲取其中的养分。笔者拟提出“转方式”还须“转理念”的想法，提出“高端”、“创新”、“富民”的三个理念，以求教读者。
在发展方面，多做“高端的事”。“四个率先”是党中央对上海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工作的“主线”。“率先”就是“做点领先的事情”。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特种电机、VCD机、钢铁、水泥等一百多种产品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但在实体经济的价值链上，我国职工干的是“低端的活儿”、赚的是“低档的钱”。如DVD出口一台，须向外国人支付18美元专利费，除去成本，只能获利1美元。生产链有所谓“6＋1”公式，“6”即生产前端的“研发、设计、标准”、后端的“品牌、销售、服务（生产全过程的服务、销售中的服务、销售后的服务）”，“1”即生产过程。有科技、经营、财富含量的较多地在“6”，不少“高端的活儿”集中在“6”。比如“品牌”这一环节，“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知名品牌，美国占有52个、欧盟28个、日本8个，韩国一个，我国只有海尔品牌挤入此行列。又如“标准”这一环节，有个通俗说法，“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标准“。温特尔主义（Wintelism）生产方式就是“标准”方面竞争成功的一个案例。上世纪90年代初，微软3.0视窗与英特尔486计算机结合，形成强势产品标准，进而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在标准控制下的模块生产方式，使得电脑性能极大提高、销量暴涨，于是美国公司一举扭转对日本公司的竞争颓势。实体经济生产链如此，在金融链方面，“高端”的活儿也集中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当然这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扩张、监管失控而造成，后人要吸取教训，但这方面的发展，我国还处在初级阶段，应加紧追赶。
多做“高端”的事，上海责无旁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富民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如何从中国和上海的实际出发，学习并创新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高端”技术、运作方式，形成自己的专利、核心技术和各种金融产品，逐步拥有制定标准、“游戏规则”的话语权，逐步减少OEM（贴牌生产）的产品数量，这样才谈得上努力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当然，这里所说“做高端的事”，并不排斥我们在就业方面还是继续发展“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的工作。
在改革方面，多做“打第一枪”的事。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的建设者“敢为天下先”，在土地批租、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外资银行落户、BOT方式、文化产业“大剧院”模式、“蓝印户口”等，都在全国“打出第一枪”，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果。新阶段的发展，急需这种精神状态和胆略。改革进入“深水区”，相关性、综合性提高，关乎民生的问题增多。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说，如今的改革存在几个难题：一是实现产权制度改革。比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在农民集体产权的前提下，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产权流动的探索。二是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任务繁重。当前，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现象。三是改变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顽疾并未得到根除等。胡锦涛在要求上海做到“四个率先”时提出“上海当改革开放排头兵”，曾经是“改革弄潮儿”是上海人，需要在深化改革的做法上探索新思路、提供新招术。比如，浦东新区2005年8月已成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改革配套区”，国家要求我们在政府职能转换、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完善、城乡“二元结构”消解方面拿出具有示范意义的经验，我们已有不少成果，十二五我们需提供更多的使人眼睛一亮的新举措、新制度。
在建设成果的共享上，多做“富民”的事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革开放确实使人民得到了实惠，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如上海轨道交通的公里数在近20年中就走到国际大都市的前列，公共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然而，与浙江等一些省市相比，上海在“藏富于民”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希望我们的十二五规划，应该把“富民”两字明确地写上去。这就需要“率先”做好以下三篇文章：首先要在就业、医疗、城乡低保、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有上海的特色和亮点；其次在人群收入差距拉开的情况下，善于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在“分蛋糕”上下点功夫，提高居民在社会收入份额中的比重，提高劳动在“资本、劳动”结构中的比重；再次要在解决“蜗居”上动点脑筋，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房方面应有办法、有规模，在遏制高房价上有措施、有效果。住房未解决的新老上海人很着急啊，倘若走不出“房奴”的怪圈，提升市民消费水平，让更多的上海人富起来，将成为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