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全体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呼吁要“加强院士自身建设严防道德学风问题”，他说: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浮躁之风对院士队伍的影响不容忽视，广大院士要保持高度警觉和重视，共同维护院士荣誉称号(6月8日《中国教育报》)。
这个呼吁听上去慷慨激昂，似乎也很像那么回事，但能产生多大效果，我却很怀疑。因为这些年来，诸如此类的呼吁可谓多矣，但效果都让人泄气。比如我们呼吁官员廉洁奉公，结果如何?再比如我们呼吁商人不要制售假冒伪劣，结果又如何?还有我们呼吁教育不要乱收费，医生不要收红包，还不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白费口舌?这一次向院士呼吁，能产生效果吗?
其实，院士出现道德学风或曰腐败问题，原因无他，概由于他们可以凭借“院士”这一“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在客观上获得一种巨大的，同时也是不受制约的学术权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学术权力在进入市场之后，也就具有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一些院士之所以能够成为“科研包工头”，垄断科研经费和学术荣誉，一些院士之所以能够四处兼职、挂名，领取干薪及天价出场费，享受各种特权，原因也正在于此——简言之，院士的腐败问题，其实也无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权力市场化”问题。
学术权力也是一种权力，尽管它在行使方式上和行政权力有所不同(行政权力往往表现为直接的强制，而学术权力往往表现为各种优先权、否决权、学术成果的终审裁判权等)，但却没有本质的区别。“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这一规律在社会及政治、经济领域里已经被反复证实，在科技领域又如何能够例外呢?
此外，根据国家规定，院士享有的待遇副部级，可以走机场贵宾通道，可以住高干病房，高校在引进院士时都许诺配偶随调，支付人才使用费、科技启动费用，安排住房等。有些省份更明文规定，院士年薪不低于二十万，又补贴工作用车，医疗费用实报实销，并发给聘用保姆、佣人的“护理费用”等。在“官本位”意识严重的中国，可以想见“副部级”待遇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因而在评选过程中钻营拉票，暗箱操作等也就不可避免了。“院士”称号的获得既不正当，获得以后将其变现、牟利也就不可避免了，这和官场的通过买官上位，获得官位后即开始受贿以收回成本，道理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在我看来，所谓院士的道德学风问题实在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院士腐败内在于院士制度本身，除非对院士制度作根本改革，否则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自律”、“警惕”、“重视”等方式得到解决的。
如何进行改革呢?最直截了当的做法，自然是废除这种“过去封建等级制度的学术界翻版”的院士制度，而代之以没有任何特权的科学学会“会员制”，如果暂时无法废除，则应该增加更多的限制，比如由终身制改为任期制，比如规定当选院士年龄不得低于75岁，一旦当选即必须辞去所有兼职等，使院士变为一种纯粹的荣誉……如此方能真正维护院士的“荣誉”，也才能将院士制度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阻碍作用，降至最低限度。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