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从大趋势来看，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都较危机前有所增加。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经无可辩驳。有统计数据说明，去年世界经济增量的一半就是中国贡献的。中国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不仅说明中国本身实力增强，也说明这种地位的上升得到了世界承认。对此，我国一贯主张承担的责任和实际状况必须相适应，“有多大力量就使多大劲”，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所以中国在各主要世界组织内地位势必有所上升，但上升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艾西亚（西班牙对外银行新兴市场研究主管）：世行的这项改革对中国是个好消息。中国增加的投票权意味着中国在多边国际环境中的直接影响力将得到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多边的经济贷款合作比双边的要好，因为双边的贷款合作不如多边的合作安全。比如，中国向索马里提供工程贷款，如果通过双边合作方式进行，一定会遇到很多政治压力与问题，但通过多边合作，就可以避免争议。另一好处在于，投票权增加后，中国可以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世界银行体系内项目融资的商业机会，无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其他发展领域。这些新创造的机会对中国而言都是有回报的商机，充分利用会是好事。
王福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政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曾在一段时间里是得到世界银行资助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如今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是一种必然，也能更好地体现大国所承担的责任。这也表明，中国以后将在对外援助、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方面，更加成熟了。
满燕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社会也要看到，对于中国而言，这才刚刚是一个开始，不要给予中国太多的期待。另外，中国也要积极地利用好这个平台，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与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形成。中国还特别需要前瞻性地看到，今后中国的经济政策规划需要考量到全球治理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环境政策以及税收政策上，中国需要充分理解国际社会的关切，切实地在享受全球化好处的同时，承担与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
刘利刚（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需要冷静地看到，美国对世界银行的主导没有改变，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没有改变。美国拥有世界银行最核心的否决权。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就成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大投票国，但根本没有改变在这两个机构的影响力。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的立场与世界银行相左，结果就没有被采纳。当下，无论亚洲还是欧洲，都有有识之士在推进亚洲区域的货币基金组织与欧洲区域的货币基金组织，以制衡面向全球的国际经济组织。某种程度上说，世界银行的举措是个让步，意在“拉拢”中国，不希望中国走得太远。
万军：国内外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差距。一些外国人即使来过中国，也多半是到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繁华程度毫不逊于纽约等国际都市，尤其是上海世博会流光溢彩，来沪的老外自然会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生出“可以向中国提出更多要求”的想法。与之相比，了解中国腹地经济发展情况的外国人非常少。中国人能够认识到，中国“东、中、西”部差距很大，自身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国民创造的财富肯定是优先用于解决国内问题。如果不顾国内实情，搞一些国际援助，显然不现实，也不符合民众的认知。
多年来，中国人最大的梦想一直是民族复兴，这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上的复兴，也是国民个人收入的提高，国际领域、国际商业规则方面话语权的增加。而在国际舞台上，人们不会尊重一个一毛不拔的富翁，因此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可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民众并不会有什么意见。只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富翁，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自然也不会向西方国家提出那些不合乎中国人认知的要求。▲（本文由魏莱、曹磊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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