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罢《环球时报》4月21日14版上江肃京所写的《“如果中国第一，美国颜面何存”》一文，笔者认为该文所言“中国第一”赶超美国，完全是一个虚妄命题，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必跟随美国人对此做出任何假设。但是这种盲目乐观的想法，在目前却是相当普遍和有害的。
首先，西方经济学主导下的美式增长方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违反天道的。如果中国人要达到美国人理念下的同等生活水平，就至少再需要两个地球。试想，殖民时代的占领和掠夺早已一去不复返，依靠金融霸权巧取豪夺各国资源和劳动已声名狼藉，地球上哪里有这样大空间和资源可供中国如此多人口去无度索取和污染？中国未来的强大，不可能依照粗暴增长方式继续下去。更重要的是，这种简单的世界第一第二的对比方法并没有看到变化中的世界。从逻辑上说，世界需要找到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那时，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将迈入后发展时代。
第二，真正的财富是GDP吗？很不幸，它只是一种算账方法而已，远远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用西方经济学统计来表示中美两国的真实实力对比和社会内部运转情况，本身就是一种缘木求鱼的数字游戏。因为随便改动一下数字就可以“被第一”,而那些“楼脆脆”、“桥垮垮”依然隐藏在增长数字里“发笑”。更何况，真实的GDP发展数字也未必可靠。1820年，大清帝国GDP占世界GDP的1/3，但是富裕远远不能转换为强大。如果仅以GDP来生搬硬套，中国现在人口近5倍于美国，那么中国赶超美国总量，只消达到美国人均1/5就可以了。试问这样的比较又有什么意义呢？“GDP主义”显然只是争第一的傻办法。
第三，在科学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中美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在金融海啸期间，仅麻省理工学院接受美国国防部补贴委托科研项目经费，就等于中国全国国防科研的委托费用。一叶知秋。一个大国的技术和工业后劲不能总靠裤子换飞机、市场换技术维持。更何况，在生产力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人才层面上，美国社会多存在着“旋转门”。一个大学教授，可从政周旋于国家和国际层面，卸任后又可为平民教职。这样的角色转换，使得人才辈出，真正做到物尽其用。而在中国，“钱学森之问”依旧没有答案。显然，人才是中美之间更大的差距。
第四，从中华文明和欧美文明底蕴层面上看，改革开放30年，我们依然没有摆正自己内心的位置和心态，民族自信心依然缺失。从动辄“中国第一”的心理，带出急功近利、暴发户的浅薄。每有小胜必沾沾自喜，这也暴露出从极端不自信到极端自大的正负两极心理剧烈摇摆，急于拿出点东西来证明“比洋人强”、“洋人也不行了”。而纵观美国全国上下，历史上从来都是充满了忧患意识，“美国被第二”的危险提出来不知多少次，从而唤起全民的警觉，进而在机制上具备强烈自我修补和完善功能。虽然2009年的《中美联合声明》在法理上肯定了中国道路，但我们却总结不出一套能够与西方文明延续两千年的自由、民主、人权相抗衡的中华文明独有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探索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第一”宝座尽管具有相当大诱惑，但它扮演着伊甸园中蛇的训导角色，它会把民族长远利益与国民幸福放在火上炙、锅里煮。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弃虚名而选择踏实苦干，当然更要坚决拒绝“被第一”。▲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