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故国大理龙首关古城墙没有被忽必烈大帝的铁骑攻破，却被大理市交通局的推土机“攻破”。公路施工方案明明可以绕过古城墙，当地部门却偏偏爱走捷径。云南文物部门曾经下发两次停工通知，对此，大理交通局赵勇超书记轻声笑了一下说：“文物部门不就是要钱嘛！要我们出考古发掘的费用。谈不拢就下达停工通知。现在我们已经把钱打给他们了，所以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如此“坦诚”，揭露了文物保护更加令人心寒的现实。文物的命运在文保部门那里，不是绝对不可触犯的铁律，而是成为可以兑现为现实利益的部门权力。只要大理市交通局给云南省文保部门交上几百万的考古费用，那么，这种破坏就是可以被允许的，就是可以不被追究的。
事实上，此前大理洱海的情人湖，也正是沿着这样一种行政路径而被填埋的。对于开发商填埋情人湖，大理有关政府机构也只是对开发商处罚了事。而通过这种处罚，无论是填埋情人湖的开发商还是大理交通局的破坏行为皆获得了权力的许可。
如何不让经济利益蚕食历史文物与公共景观，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确立刚性的法治原则，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凡是对破坏历史文物和景观的行为，一律予以制止；凡是对破坏行为一律处以天价罚金，并责成复原；凡是有人胆敢冒犯，则一律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应当成为铁律，不可妥协，也不可商量。
纵然有古城千年与洱海万顷，也难敌大理某些权力机构的文化虚无主义行为。文化不在于著名景点的完整，而在于这个城市的人对待所有历史文化的遗存物和公共景观予以同等的重视，其实质是让公众看到行政的文明，而不是地方官僚们的利欲熏心。外界的舆论压力或许并不能唤醒地方官员们内心中的文化认同。如今在GDP主义的指挥棒下，发生在大理的故事，并不例外于其他，这根源于权力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行政传统。（作者：于德清，原刊于4月20日《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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