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部分城市警界大规模改革的新闻报道引发全国注目。继今年3月重庆警界干部全体“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后，昨日的《京华时报》也关注了山西太原的类似改革。去年年初，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运行机制改革全面启动，全市8000多名民警都要下岗后竞聘。太原公安局有关人士称，改革正向纵深发展。改革后，太原公安局一二级机构精简过半，各类警情大幅下降。
一个城市所有的民警脱离原有的岗位重新竞聘，不是一次运行机制的部分或小幅调整，而是一次对“铁饭碗”的整体性颠覆。全体人员回到同一起点，通过双向选择才能上岗，带给警察系统乃至公务员系统的震动可以想象。而社会的关注，既是在关注这种重新洗牌式的改革取得的效果，也在关注原有体制背后的种种问题。
按照太原公安局的说法，这种“洗牌式”改革达到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实现了机构精简，裁汰了冗员，与此同时，还实现了社会治安情况的大幅好转，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但由此追溯，则就应当看到，警界的人员改革并非只是这个系统自身的问题，更与整个政府的运行体系紧密关联。
从人员的数量来说，一个城市的公安局一二级机构能够精简过半，首先说明此前公安一二级机构人员超出合理需要的程度。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需要多少警察，自然取决于社会，还取决于政府管理的范围有多宽，总体规模有多大。近年来被强烈关注过的滥用警力造成警民冲突的现象，就是在于不少地方政府在不应当进入的领域，与民争利，伸手过长。政府管理超出应有范围必然造成警力的不当使用，而警力的滥用则必然带来警察数量的膨胀。整个政府机构的改革，之所以长期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根源就在于政府的事权没有减少。同样的道理，只要政府的整体规模过于庞大，裁剪警察数量的改革就难言取得根本性的成效。
从警力发挥来说，太原市在精简人员的同时还实现了警情的大幅下降，治安情况好转，这体现出原有的体制没有充分释放警力，制约了治理的效率。人员精简，警情下降，治安好转，这是短期内取得的积极的效果，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方式是一种整肃警界、提高效率的法宝。这种推倒重来的改革，并非没有代价，它所带来的冲击和震荡也并非必须。我们不能等到一种运行机制问题重重、积重难返时再来重新洗牌，警察系统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国家机器，相对稳定和正常的科层结构、晋升机制和内部管理模式也是一种必须。时时指望靠全员下岗重新竞聘，不仅将使警界长期处于变动之中，也将打破社会的正常治理秩序。
重庆、太原实行的改革已经表明，当前的地方警察系统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以取代旧有的低效且易滋生腐败的机制。但这种机制建立的前提，在于从更深的层次审视警察系统运行的背景和需求，彻底打破这种整体性束缚。如果说这种改革要纵深推进，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政府改革。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