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场关于“最好时期”的争辩正在不温不火地暗中进行，先是有权威人士说现在是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继而又有知名画家说现在是美术创作的“最好时期”；然后是几位批评家不肯认同“最好时期”的论断，在报端发表文章质问：“现在是文学创作的最好时期吗？”首肯者有之，质疑者也有之，一时之间，莫衷一是，
让人拿不好感觉，无从辩认现在到底是不是“最好时期”？
追溯到自然现象，说“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最好时期”，应该是不会有人提出质疑的。但春天的万物生长，是一个综合现象，春天有各种因素，如气候、温度、湿润度，或者叫做墒情，等等等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万物自身的生命力，必须首先是一颗健康的种子，它才能在“最好时期”得到最好生长。即使如此，万物的最好生长，也还需要各方面的呵护，没有恶劣的灾害，没有人为的摧残，没有破坏，没有扼杀等等等等。不能全面地审视各种因素，只看春天到了，就断言万物即将开始最好生长，难免就会有人出来质问了。
再回到文学现象，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作品，其实都出现在文学创作的最不好时期，譬如《阿Q正传》。再譬如《红楼梦》，不光是社会黑暗，白色恐怖，而且作者连起码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按道理说，这样的时期绝对不是玩文学的最好时期。但这些伟大作家，正是在最恶劣的历史时期，为时代奉献了最伟大的作品，如是，才使文学创作的最不好时期，变成了为历史奉献了最伟大作品的“最好时期”。
离开了作家主观世界的精神状态奢谈最好时期，可能造成错觉：本来不是他生命中文学创作的最好时期，却一定能出现最好作品。正如春天虽然到了，一些没有生命力的“万物”却也只会在春天腐烂，而不可能健康地生长。
比起历史上的最不好时期，这一代中国作家是最幸运的——没有了政治运动，没有了文字陷阱，摆脱了左倾路线，作家从精神上得到解放，能够施展个人才华，潜心写作，应该有好作品出现，文学创作也必然会出现真正的繁荣景象。
需要深思的事实却是：什么是最好时期的标志？有了作家协会组织，有了事业编制，有了工资，再有了级别；甚至于还有了“相当”于的行政待遇，给享受“相当”待遇的作家配备了汽车，分配了高规格的住房；请“相当”于的作家、评论家出席研讨会，拿红包，提高收入等等。这些本不是坏事。但问题是，这一部分“相当”于的作家却在优哉游哉的感觉中脱离了现实生活，失去了创作激情，写不出好作品了。在最好时期的最好环境中，一些本来最好的作家却进入了休眠状态，如此，这个最好时期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最好时期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因素，春天，是“因”，另一个因素，好作品，是“果”，只有这两个因素都具备了，才可以称为是最好时期。
而且叫我说，文学最好时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作家彰显出社会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以文学为武器，唤醒民众走上革命道路，于是，就在最不好的文学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能够留在历史上的伟大作品，也就出现了一大批最好的重要作家。
今天，文学最好时期，是针对左倾路线的干扰提出来的。回顾“四人帮”横行时期，清规戒律，无限上纲，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文艺创作惨遭扼杀，就连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在最不好时期也产生过最好作品的现象也不可能出现，那时的情况就是那么严重，无论怎样的“作品”也没有“出现”的可能。对比“四人帮”横行时期，现在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绝对是最好时期了。但，社会环境仍然只是最好时期的一个因素，最好时期未必就能产生最好作品，而判断是不是最好时期，最后还是要看有没有好作品出现。
既有社会政治环境的最好时期，又是作家精神世界的最好时期，如此，才能构成真正的最好时期。从眼下的社会政治环境来说，中国文学进入了最好时期，如此，就更要求作家建树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向读者奉献出足以和这个时代相称的好作品。
作家能不能奉献出好作品，也绝对不能只看市场效应，现在动辄发行百万册的畅销书，未必就是好作品，甚至于有的还是文字垃圾。如此，就难怪有人批评当前的文坛是“在最好的历史时期，滥造出了最大量的垃圾作品。”社会、读者对当下文学创作状态不满意，原因也就在这里。
文学创作沦为经济运行模式的附庸，是文学创作的悲剧；作家一味追求市场经济效益，逼使文学落入媚俗的陷阱。在社会历史的最好时期，人们有理由期待好作品出现，但一波一波的文学浪潮，一波一波推出的畅销书，却令读者一波一波地失望——如此还一厢情愿地坚持说现在是中国文学的最好时期，难免有点武断了。
思考文学运动历史，不难看出：在文学创作的最不好时期中，之所以曾经出现过不朽作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伟大襟怀，何以会出现鲁迅先生那样的伟大作家？没有“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美丽情感，何以会有千古不朽的美丽诗篇？
考察现在文坛现状，不必讳言，一方面确实有许多作品受到读者喜爱；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作品”鱼目混珠。最好时期永远以质量为标志，倘文学创作失去理智，一波波地跟着市场走，那很可能是愧对了最好时期，那也是最好时期的大悲哀。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