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节目曝光，吉林省原煤炭工业局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曾组织多批干部公款出国旅游。据介绍，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共有9批51人公款出国旅游。其中，有一位叫袁玉清，他是原煤炭工业局的副局长。他的出国发生在“5.12”大地震后。袁玉清等人一趟出国旅游共花掉119万元，喝酒喝到眼出血。（3月22日人民网）
公款旅游，实乃沉疴。虽三令五申严禁严查，但顶风违纪者依旧前赴后继。此事上，公众貌似有点审丑疲劳了，大有见怪不怪之淡然。然而，袁玉清一干人的行径，还是激起如潮的愤怒。此案例着实太有“个性”，乃至突破了公众心理底线：出国时间在“5.12”之后，国难之时自顾享乐，一个官员罔顾民生的冷血尽显；喝酒喝到眼出血，所谓局长无度侵夺公款的疯狂毕露。如果说，公款旅游难禁，以至我们不得不无奈容忍。那么，选择国难之时出国，且纵酒到病态的地步，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的劣行丑态。
公款旅游，伎俩繁多。“提供虚假的购买设备合同”、“出国考察学习”、“出国签约”，凡此种种，巧立名目至让人眼花缭乱。由此，似乎公款旅游屡禁不绝有了合理的理由。毕竟，搞个名头甚易，时时监管难为。但，将监管不力归结为“敌人太狡猾”，实则是很不负责任的逻辑。需要厘清两点，其一，违纪者总是有突破规则的狡黠，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二，监管者的职能不仅是跟进具体案例。更为重要的是，以实践经验完善监管制度本身，并以此规制违纪的原始冲动。
就袁玉清事件言，需要反思的地方不止一处。为什么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如此轻易出国？为什么烧掉的119万可以毫无障碍被报销？公务人员出国门槛如此之低，几近不设防。这其中，固然要承认监管难耐巧立名目之“腐败智慧”。但除此，监管并非不可作为。事先的经费预算、事后的审计报账，同样是制约公款旅游的有效路径。且，更为关键。
一个理由、一个巧立的名目，并不足以决定一次公款旅游的得逞。监管的触角，大可不必纠结于对出国理由的审核。确保每一分公款有效率、合程序地流出，自然能让公款出国旅游变成自费度假。具体而言，出国公务的时间、人员构成、消费项目等等，都可以加以细化成文。
公款出国旅游之弊，所以久拖不决，根源是监管者没有将对具体案例的介入，上升到体制构建的层面。甚至，民众没有看到职能部门建构完善监管体系的决心。太久以来，总是习惯将监管不力托辞于“巧立的名目”。但需知，将猎人无收获归结为狐狸太狡猾，终究是个伪命题。文明社会，个体智慧终究不能对抗规则。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制度的完善与捍卫制度的决心。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