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过去了，但于节中公布的一个调查报告却仍然令人深思——某地对9个城市，近300位25岁以上的大龄独身女性展开调查，说是41％的单身女性之所以“被剩下”，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其中59％的“剩女”感到自己的独身状态给父母带来焦虑。报告指出，目前“剩女”对自身危机认识不充分，10到20年后会对社会养老形成挑战。
爱情与婚姻，说到底实在是件私事。但把“没人可嫁”和“自身危机”划等号，把“大龄单身”和“挑战社会”划等号，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不难类推出“女人不结婚”必成“社会公害”的等式，而且这样的“危害性”无疑会随着其年纪渐长变大。
这则被冠以“剩女”关键词的新闻只是近几年层出不穷的有关“剩女”的新闻之一。类似的报道、调查无一例外抱着或围观猎奇、或冷眼嘲笑、或忧心忡忡的姿态看待着这群我们身边的女性同胞，她们可能是我们优秀的女儿、出众的同学、能干的同事或者热心的姐妹，但只要一旦被“剩”下了，则其他社会价值均被一笔抹杀，继而被打入自视过高、心理障碍，颐指气使、工作狂人的队列。细细想来，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步入婚姻的年龄集体推后，仅以上海为例，本市居民初婚年龄为男性28.5岁、女性26.2岁。但为什么“剩女”总比“剩男”更博人眼球呢？归根到底，我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男人的价值在于工作，而女人的全部价值则在于嫁人。
上海开展妇女运动迄今正值百年，遥想上世纪初，裹着小脚、不识一字的女性踯躅于闺房，忙碌于锅台，走出家门对她们而言是不敢奢望的梦。然而在今天，妇女已经活跃于社会各个领域。上海市妇联的调查显示，目前本市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51.5％，在校硕士生中女生占45.4％，在校博士生中女生占32.8％。在全市4万个非正规就业组织中，女性开业者约占41％。在职业发展中，91.6％的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正是这种自信心推动着众多女性人才脱颖而出，也推动着女性的人生角色从昔日为人妻为人母的单一性别角色转向多元的家庭、社会角色兼顾的格局。
去年市妇联进行的网上调查发现，参与调查的本市女性中有将近六成的人最近3年参加过志愿者活动，68％的人参加了包括志愿者组织在内的各类民间组织，四成女性经常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新法规、新政策提出意见或建议。从依附到自主、从封闭到开放、从保守到进取，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又使上海妇女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然而，鼓励女大学生“未进职介所先进婚介所”的现象还在，把受高等教育的女博士生划归为“不男不女第三类人”的观念还在，认为在职女性“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声音犹在，围追堵截“剩女”的情况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促进妇女参与、享受社会发展，创造和谐的性别文化氛围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大力推进“男女平等”还远非一句过时的话。
恩格斯曾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与社会生产的隔离，不仅造成妇女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内容的贫乏、和男性共同参与社会机会与权利的被剥夺，而且还导致妇女在经济上、人格上对男性的依附以及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因此恩格斯认为，如果妇女要重新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就必须从禁锢已久的人类私生活领域中“突围”出来，重新释放其作为社会发展推动者的伟大能量。
一旦这样的能量能被真正释放，并能被真正认同，那从中受惠的将不仅仅是女性。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