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一去，中国文坛似乎寂静了许多，在一个集体性呼唤大师的时代，我们究竟如何是好，而作家们又何去何从呢？作家二月河先生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应该设立国家级的文学大奖,也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诺贝尔”文学奖。国家应该用这种重奖的形式,表达对原始创作的尊重。据说由此可以让作家们焕发创作热情。(新华网3月9日报道)
许多国人一见到“诺贝尔”三字，难免大动肝火。但是我看设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大奖并不是什么“垃圾建议”。不仅如此，这还是很有必要的一项举措。但是在建立“国家最高文学奖”之前，笔者有个疑问：我们这个国家文学奖究竟要如何走出国门，成为中国特色的“诺贝尔”文学奖？
建立一个国家最高文学何其容易，但是要建成中国特色的“诺贝尔”又何其难！容易是因为我们文化界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文化部一纸文书，作协一声号召，电视台一宣传(当然最好是请中央电视台前来助阵)作家们就开始“排排坐”，大家一唱一和，就“生米煮成熟饭”了。难就难在如何让全国人接受、承认，如何进一步赢得国际的认可？
想想评奖的时候各位作家挤的头破血汗，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仅是为以后在自己书上印上一个“XX届国家最高文学奖获得者XX”这样恰浅薄的目的就觉得悲哀。而且如果没有别人的认可，我们搞出这么些名堂来有什么意思？那样不就是以前说的“关起门来搞建设“吗？有人说，外国在评“诺贝尔”的时候歧视咱们，我们不和他们搞“混搭”。这种思维无疑是盲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些国内很是著名的文学大奖没有国际化？为什么范长江新闻奖甚至连冲出大陆都没有做到？相反的是，瑞典的诺贝尔奖，美国的普利策却是世界处处“风生水起”，人人以获此为荣，难道仅仅是看重其不菲的奖金？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看看普利策获奖的新闻报道中那深厚的人文精神和体现的人性的真善美和新闻人的职业道德都是国内媒介从业人员无法比的。
可是我们缺少的还不止这些。近些年来网络作家写出来不少优秀作品，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何马的《藏地密码》，那一部不是又叫好又叫座？但是至今未闻其有获大奖的新闻。中国的文学奖要走向国际化，首先要实现国内公平公正，还要去政治化，去铜臭味，其次才谈得上走出国门。如果没有这种忍痛改革的决心和意志，大家你吹捧我，我吹捧你，缺少批评精神，我们还不如鲁迅文学奖之类好好打点一下，就把诺贝尔之类当做传说吧。
记得郑渊洁讲自己86年参加一作家笔会的经历：作家们大谈自己看过什么书。一人说完一俄罗斯作家的书后问郑渊洁：“你看过？”其摇头。她大惊：“你连他的书都没看过你怎么写作？”轮到郑渊洁发言时，他说他最近在看库斯卡亚的书特受启发并问在场的人看过吗？70%的人点头。而这名字是他瞎编的。如果把文学奖的评比搞得如同这个笔会，这样的国家最高文学奖有多少意思？在许多地方和领域我们都大呼与国际接轨，这里也不妨如此，不要改接的地方不接，不该的地方却乱搞一通。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