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小组讨论中谈了8个方面的官场歪风，其中以“官场讲真话越来越难”尤其引起了会场内外的共鸣。有记者就此走访了近20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请他们发表看法，结果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亦有代表认为并不存在难不难的问题。在我看来，难不难的判断是次要的，因为“讲真话”存在层次问题。
“讲真话”的要求，古已有之。圣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在告诉人们要讲实话，讲真话。那时每逢日食地震，帝王们会以为自己的行为遭到了天谴，都要“诏求直言”，也就是鼓动大家讲真话。不幸的是，真话真的来了，他们的态度往往也就变了。因为真话虽然是客观事实，但往往不那么中听。比如在明朝永乐皇帝时，敲敲边鼓尚可，“及言者多斥时政”，他就很不高兴，“谓言事者谤讪”———看，一顶帽子就掷过去了；转而还“下诏严禁之，犯者不赦”，谁要再说就收拾谁。嘉靖皇帝则干脆说那些他让讲真话人家才讲的人是“胁君取誉”，这罪名谁又能担当得起？
“讲真话”可以分出哪些层次呢？南宋大儒朱熹说他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不少都是“能言鹦鹉”，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及至做来，只是不仁不义”。既然是鹦鹉学舌，那么让他学真话，他讲的就是真话；让他学假话，他讲的就是假话。碰巧学说的是真话，因为侥幸，该是“讲真话”最低的一个层次。另一个层次呢？该是讲那些空空荡荡、言之无物的话，这些话尽管可能是废话，往往却也是真话。官员的身份地位尽管不同，但不妨碍讲，哼哼哈哈，让人昏昏欲睡；有的干脆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乃至为了取悦，大讲特讲，夸夸其谈。再一个层次呢？如中央有“庐山会议”上为百姓“鼓咙胡”的彭德怀，民间有对三门峡大坝、三峡大坝独投反对票的水利专家黄万里那种。他们这种“讲真话”很需要勇气，因为他们所讲的问题绝非“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是众人都能预见讲了的可能后果，纷纷扮成“缩头乌龟”之时！
说到“讲真话”，绕不开前几年去世的巴金先生，这该是他最显著的人格特征。巴金先生的“讲真话”，与上面罗列出的这几个层次又有极大不同。没有外力施加他讲真话，他作为一个良心尚存的知识分子面对所经历的过去，勇于发自内心进行道德忏悔，是一种纯粹出自救赎意识的自我拷问，如同卢梭在《忏悔录》中所说的：“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那么，这样的“讲真话”，当是目前我们所能够公开看到的最高层次。
回到张维庆委员所说的官场上，讲真话难不难的问题，涉及的正是哪个层次的问题。说不难的，往往是指本人开列的前两个层次的真话；而度张委员的语意，他所指的该是后面两个层次的真话。难与不难所以能争论起来，全在于对真话层次理解的不同，对接不上，至于演变成了鸡同鸭讲。张委员“从当副省长起，做高官已经20多年”，他“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岂可因轻飘飘的“不难”回应而漠视之？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