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3月7日《新京报》)
纪校长此言，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是在支持高校行政化，也因此遭到舆论质疑。有人从中解读出纪校长留恋个人名利，有人认为纪校长此番言论缺乏时代责任感。在笔者看来，纪校长的此番言论其实是对苍白现实的无可奈何的表达，深读下去却也可见其对体制之弊的切肤之痛。
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官场存续已久的“官本位”现实，就连本应代表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高等教育，在其影响之下也失去了本真的社会价值而备受社会诟病。如何让高校回归本真、重铸大学精神，很多人都认为要让学术远离官场，让教育家办校，让教授治校，彻底清除高校行政化。温家宝总理也曾表达对高校淡化行政化的期待。但是，在当下的社会体制下，没有了行政级别的高校将面临何种发展境地呢？
高校的发展除了良好的软环境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硬环境予以保证，也就是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本身存在着有限性和稀缺性，在当前的体制下，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人或部门谁没有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呢？在缺乏透明和监督的情况下，谁能保证这些资源分配不带有个人倾向性因素呢？资源的分配其实就是体制内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被阻拦在权力之外或者主动退出，谁来为高等教育争取有限的资源呢？
所以说，教育的发展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能独自解决的，社会体制的进步也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就能独立完成的。纪校长作为高等教育的践行者，对现实的无奈恐怕也有很多，但面对民众的希冀，他只能曲线地为保全教育的发展争取资源的分配权。
纪校长的心中也许会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高等教育的人格独立、高校的去行政化。但如果整个体制的痼疾尚未撼动，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还为进行改革，恐怕一切呐喊都将苍白无力。
（责任编辑：年巍）
